爷爷给父亲起名陈来兴，父亲长大后给自己改名陈凤如。父亲出生于1902年农历9月，他是我爷爷的第二个孩子，却是我奶奶与爷爷的第一个孩子。爷爷此前曾有一个妻子，我父亲有个比他大12岁的同父异母哥哥，那个奶奶因病去世后我奶奶成了填房。据说我爷爷祖上三代单丁，穷得叮当响。家穷得只有一间厨房，无地种无住房，爷爷奶奶靠在镇上卖豆腐为生。据说伯父小时候，爷爷曾经给伯父2角钱和一个纸袋去买米。伯父回来说，他转遍了全镇的米店，都说没有2角钱的米卖。那是米店的老板嫌钱少，不愿意卖。那时，全家靠借房居住。本来我父亲还有一个弟弟，当地习俗不能在借来的房子里分娩生孩子，奶奶只得到厕所内分娩。因此，新生儿得了破伤风早夭。据我所知，奶奶还接连生了四个女儿，因家穷，也因重男轻女，女儿有的一满月、有的四十天，早早就送人当童养媳。最有福气的是最小姑姑，在父母跟前长到十岁后，也到别人家里当童养媳去了。
父亲在梅县南口镇陈氏宗族的私塾----嘉莲私塾接受教育。这个私塾在梅县地区很有名，出过多位国共方面的将军和名人。读了五年私塾到父亲虚岁15岁，爷爷不让读了，让他跟同乡到印度加尔各答做工。私塾负责人找到爷爷，希望能让父亲继续学业。因为父亲非常聪明，宗族希望他能完成学业，认为以后极可能是光宗耀祖的人才。并向爷爷承诺，如果家中无力供读的话，会由宗族公款供读（宗族有公产）。但爷爷说，我儿子不是读不读书的问题，而是要靠他养家了。还说他哥哥也是15岁（虚岁）就去的印度打工的。
我小时候听奶奶说，父亲从梅江乘船走的那天早晨，她半夜就从南口步行几十里地到码头想送自己的儿子一程，谁料到达后还是晚了一步，船已经开走了！奶奶手拿着给爸爸买的一块米糕呆呆地站在空空的码头上，眼前只有滔滔江水一路向东流！奶奶对着江水放声大哭！是啊，有哪个母亲舍得自己唯一相依的儿子小小年纪就远隔重洋去闯荡谋生呢！
父亲跟着同乡，坐船去印度加尔各答。到了港口，印度政府不让上岸。码头很高，父亲人瘦小，大人们就托着他想爬上岸看看怎么回事。父亲说，扒着码头墙壁刚一露头，就被军警一大棒子打得火冒金星！然后再找个地方想上去，也是一顿棒子侍候，只好乖乖待在艙里等着。最后整船人被送到一个荒岛上观察三个月，证明没有瘟疫发生才让入关（这就是外国人鄙视中国人，说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奇耻大辱）。
到了加尔各答唐人街，父亲在皮鞋店打工，每天抡12磅大锤干12个钟头。不知过了多少年，伯父跟他在唐人街开了一个汇兑庄，就是替华侨将钱汇给家乡亲人的业务。在此之前，已经有一家同乡汇兑庄开办得有声有色（已经在家乡盖起了一座豪华大宅）。父亲在店内主管经营业务，除了积极寻找客户资源收汇外，还注意改进经营方式。那时，国际邮政系统刚开展电报业务，父亲从报上得知有电报通讯后，及时将电报技术用在汇兑业务上。他用电汇以快速诚信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很快把同行竞争倒闭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资金积累，也在家乡买地建了房。
父亲在汇兑庄经营中由于忙于业务，他说，除了经常出门寻找客户外，在店里白天是柜台，晚上就是床铺。时常不能按时吃饭。常年累月得了胃病，胃溃疡出血相当严重，只能回家乡治病。当时正逢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乘英国轮船回国途中遭日本飞机轰炸，同行的姐妹船被炸沉，海面上尽是遇难船只的漂浮物。他们这船上的人也都感到绝望了，满船大人哭、小孩叫，感觉末日已经来临。好在船长驾驶经验丰富，用娴熟的驾驶技术与日机周旋，躲开轰炸。由于战事，沿途所有港口都不愿接待船只，只补充点淡水、食物和燃料就匆匆离开。船在东南亚九国之间漂流了五个月，经历九死一生才回到香港。从香港回大陆时，车刚过罗湖桥，桥也被日机炸断了，算是捡了一条命才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乡后，父亲在德国人的医院里住院治疗了几个月，待病好后，因海路不通，只得经云南陆路去印度。谁知印度海关告知他被终身禁止进入印度！晴天霹雳的消息让他从头凉到脚底！一家人的这条生计从此就被断绝了（事后有人透露是最亲的兄长为了独占资产，阻止父亲回到印度，向印度政府作了诬告，促使印度政府下达了禁绝令）。已经40多岁的父亲不得已返回家乡，家里田地很少，父亲也不会种田。只得在家乡以收购旧衣为业，步行到江西贩卖，再在江西购买稻谷回家乡，由母亲挑到水力加工厂加工成大米转卖给米店，以赚差价养家。所以那段日子过得特别艰难（我的身体不好就是因为那时母亲怀我又累又没营养引起先天不足）。据父亲说，有一次到兴国时，闹肚子闹得厉害，没想到服了药店买的药后反而狂拉不停，几乎把命都送掉。
艰难的日子过了几年，经朋友介绍，父亲在一家英国轮船公司谋得一个海员职位（父亲告诉我，他有正式海员证），这个职位只管船上的吃和住，不给工资（都给大副私下扣压），但只要是公司的轮船，他们都可以搭乘。他们可以利用船到印度和东南亚时，有机会免签上岸，以便收取侨汇带回给侨属，这是父亲的老本行叫侨批员，也是我们国家欢迎的职业。这样，我们一家的生活慢慢又趋于安稳。
然而，乡里人不知内情，只看表面有高大的新楼住着，日子过得安稳，就以为有多大资本在外国。土改开始时，我们家被摸底为清算对象，父亲从国外回来后被禁离乡近一年，曾被拉去与地主富农陪斗。后来因我家土地太少，母亲太勤劳，公道人言母亲常常背着孩子在犁田耙地，没佣人没长工，就评了个工商业（因地太少，还不是地主），可能是太离奇了，没有店铺哪来工商业！很快又将成分改为小土地雇工（因为每年农忙时节要请帮工赶季节）。父母亲在成分未定期间担惊受怕很长时间，我刚七岁也因此失去了童年的快乐。虽然不是地主，我小学三年级申请入队时，就有人说我家庭成分不好，不同意我入队。一直到中学入团，还要我写对家庭的认识。这种情形一直到落实华侨政策，工作队到家调查情况，我家成分才降为中农，我们身上缠着的枷锁才打开。
父亲当“海员”的营生只做了十几年，我们家的安稳日子也只过了十几年，印度政府发现了外汇流失的缺口，从此不准中籍船员上岸。这样，父亲大约在1957年又一次失业困在了香港。
1958年公社化时，农村吃饭不要钱，国内形势一片大好。母亲让我们写信叫父亲回家。没想到不到一年，父亲就跟着我们全家一起挨饿了。此后，父亲就在老家经历了国家经济困难、文革及改革开放，随着我与二姐毕业工作以及大哥香港工作收入增加，家中生活慢慢安稳，过了几年抚弄群孙的平安日子。一直到1982年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周岁。
然而，我与妹妹一旦回忆起父亲因脑血管病瘫痪期间，除了请镇上医生出诊外，竟没有到医院住过院，也没有打过点滴。瘫痪卧床一年多竟没有出门见过太阳，彼此心中真是说不出来的痛！怪当年年轻不懂事，虽然无法在跟前伺候，却不懂给兄弟提建议！当然，我们自己日子不富裕也是原因之一！不过，这也反映了农村的一种社会意识：病人死在医院不准回归乡里！传说冷尸入户会使全村人遭遇不吉，所以没有人敢违背习俗！这种恶习导致一些病人怕死在外面，在家白白“等死”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在医疗日益进步的今天，大概家乡不再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吧？
父亲在印度时，邹韬奋办的新青年周刊在唐人街影响很大，父亲是常年的读者。受它的爱国、男女平等等进步思想影响很深，所以很重视子女教育。他跟母亲约法三章：1、只要有可能，平时要保证孩子们一定的饮食营养。2、平时不能因家事叫孩子们请假。3、也不能因农忙赶季节叫子女请假帮工。所以，无论多艰难，我们都能继续学业（当然，这就让母亲增加了许多劳累和操心）。我小时候，邻居们往往不愿让女孩多读书，我有一些小学同学上完小学（她们年龄也偏大）就不让上了。但父亲与母亲说，不嫌女儿多，别说只有四个女儿，就是有十个女儿，只要她们有能力，都要供她们读到大学。所以我们四姐妹前三个都上了大学，小妹妹如果不是文革也一定能上大学。我们兄弟姐妹在当地学校学业都很突出！我上边四个哥哥姐姐除了二哥因高考时重病没上大学以外，其余三个都上了大学，弟弟妹妹则因文革才未升学。这除了自己努力，也是因为父亲重视培养。我上大学后，在妹妹面临初中毕业前，我觉得家里太困难了，写信建议妹妹去报考中专，这样能早点挣钱帮忙养家。但父亲不同意，因为妹妹成绩好，有上大学的希望，他希望妹妹也能享受高等教育。虽然妹妹后来因文革没机会上大学，却也说明了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多么重视。
1958年全家合影
记得我在大学一年级时，我们八个女生同住一间宿舍，晚上熄灯后，经常会山南海北地聊天。我是聊天的积极参与者，会把我以前在书刊杂志上看到的趣事和知识讲给同学听。时间长了，有一天，一位广州的同学跟我说，原以为我来自山区农村，人会比较孤陋寡闻，没想到我的见识还挺多，知识面还挺丰富。其实这都得益于我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在无形中进行的。他给我们订阅了不少书报杂志，其中有五、六十年代很出名的杂志少年文艺、中学生、新观察、大众电影等，还有少年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等报纸，我的许多知识都是从这些书刊杂志中得来的。我小时候家中也有不少哥哥姐姐读过的小说等藏书，包括长篇小说。记得三四年级我就开始捧着大部头小说看，经常拿着一本书就靠在天井边的中厅墙上，一看就几个小时，直到天黑得看不见了才罢手。我后来写作会比较顺手应该与青少年时期的博览群书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都得感谢父亲给我们营造的良好学习环境！
父亲对奶奶非常孝顺，我小时候看见奶奶在冬令季节经常服用鹿茸等补品，这是父亲给奶奶买的滋补佳品，奶奶也受补不上火。她会将鹿茸炖成胶状，每天吃一点。当奶奶90岁时，仍然红光满面，健步行走，每天到镇上不止转一圈，这肯定跟平日的滋补有关系。她经常买一些零食揣在怀里，背地里给我们兄弟姐妹一人一点，有趣的是对我们每个人都说"没有了，就这点。" 如果不是后来经济困难吃不饱饭，说不定奶奶真能活一百岁。1959年我初三时，虚岁92岁的奶奶去世了。
如今，我自己已过了古稀之年。人生的各种悲喜剧已经见多识广，心态已经趋于平和。但是，一旦回忆起自己的父母亲，却仍然千般愧疚自责！这种历史的遗憾无法弥补，真有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切肤之痛呀！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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