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三月下旬，我还在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任教。一天下午，闲来无聊，我遛到一位中学教师家去串门儿。和我一样，他也是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牺牲品。朱老师原是上海政法学院的专业教师，戴上「右派」帽子后流放到芜湖，「摘帽」后服从分配留在当地，到一家中学教英语。我俩一见面就发起牢骚来，说「文革」虽已结束半年，文化生活仍然死气沉沉。他家已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多少可以消遣，可是他说﹕「电视节目还是老一套，除了宣传还是宣传，也没甚么好看的。今年三月二十六日是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世界各国都举行纪念音乐会，咱们却无声无息。」我说﹕「『文革』期间，贝多芬受过批判，还没平反哩。」不过，朱老师知道我下岗多年，家里穷得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更别提高档商品电视机了。于是他打开了电视机，调到中央台，也让我消遣一下。怎么也没料到，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竟然是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担任指挥的是著名指挥李德伦。《命运》惊天动地的旋律震撼了我们久经禁锢的心欤覀z相顾无言，泪如雨下。
「文革」以前，李德伦曾多次指挥过《命运》交响曲，在北京和其它大城市演出。可是，这一次演奏却是不同凡响。不仅十年浩劫期间，西方古典音乐被打入冷宫，而且这次纪念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的演出，直到上演前夕才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多难啊，一部在文明世界家喻户晓的经典交响曲，要在「拨乱反正」的中国大陆上演！年已花甲的李德伦，他打了多少报告，跑了多少趟衙门，费了多少唇舌，冒着多少挨批挨斗的风险，才为交响乐争得了重返中国乐坛的权利。一曲《命运》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丧钟，一曲《命运》唤醒了万马齐喑的文化沙漠，一曲《命运》也歌唱着李德伦的交响人生。
李德伦钟情交响乐由来已久。早在他一九四零年考入国立上海音专之后，一九四四年，音专还没毕业，他就组建了「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当时就演奏过贝多芬的第五和第六交响曲。与此同时，他追求进步，早就加入了中共的地下党组织。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李德伦带着欧阳予倩捐赠的乐器和自己的大提琴、乐谱等搭乘一架「调处执行部」的美国C47型飞机飞往延安，乐谱中就有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总谱。在延安，虽然一九四六年七月新建了中央管弦乐团，但是根本不可能搞甚么西洋交响乐。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李德伦身穿解放军的土布军服，满怀豪情，带领中央管弦乐团随大军进入北平。解放以后，他认为可以踏踏实实地搞音乐了。他忍不住在心里问﹕「难道贝多芬的作品里有毒吗？老百姓听了会中毒？怎么就不能演交响乐呢？」可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他的愿望与现实格格不入。
一九五三年八月，李德伦奉派随同第一批中国学生一千人到达苏联留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开始了研究生生涯，学习指挥，为期四年。在几位著名的苏联指挥教导下，他的指挥艺术突飞猛进。作为一名优秀研究生，在莫斯科多次举行个人音乐会。一九五五年秋开始，由国家巡回演出局安排，他先后到一些大城市演出，曲目往往包括《命运交响曲》。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莫斯科音乐大厅举行纪念贝多芬逝世一百三十周年音乐会，由他指挥苏联第一流的国家乐团，演奏《埃格蒙德序曲》、《第五钢琴协奏曲》和《命运交响曲》。
在莫斯科深造期间，李德伦深受俄罗斯人民对交响乐的热爱感染，决心回国后大力推广交响乐。谁料到，一九五七年九月，怀揣著满腹的理想回到北京，正赶上「反右运动」高潮，有人检举他在苏联期间的「错误言论」，李德伦受到严厉批判，幸免于一顶「右派」帽子。一九五八年一月分配到中央乐团担任指挥，在一次次政治运动和音乐界「土」与「洋」两条路线斗争中，想方设法促进交响事业的发展，先后在北京等大城市指挥过若干西方古典交响曲的演出，其中包括贝多芬的第五、第六、第九交响曲和萧斯塔科维奇的第五、第六、第十一交响曲。每次正式演出前，李德伦为听众介绍交响乐和其中的各类乐器，深入浅出，十分风趣生动，这是他在普及交响乐过程中的一个创举。
好景无常，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毛泽东接二连三对文艺界作了批示，痛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艺术。」音乐界的左派便认定「交响乐是一个有史以来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顽固堡垒」，「洋、古、大」的交响乐立即销声匿迹。李德伦感到无所适从，忧心如焚，勇敢地提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把交响乐搞下去。」
他哪里料到，「文革」浩劫临头，不仅外国音乐一律禁演，交响乐成了「大毒草」，李德伦本人和中央乐团其他党委成员都成了「黑帮」分子、「牛鬼蛇神」，批斗、劳改、抄家、关「牛棚」是家常便饭。到了运动中期，江青为了「革命样板戏」要搞「洋为中用」，便「解放」李德伦，交给他用交响乐为《红灯记》、《沙家bang》等革命京剧伴奏的任务。李德伦苦心孤诣在夹缝中求生存，借此为交响乐保存一线生机。一九七二年，基辛格访问北京，中央下令要中央乐团为他举行音乐会，李德伦明知乐团业务荒疏，但这是政治任务，他也不得不仓促从命。在选择曲目时又踫上难题，李德伦提出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却被江青否了，她认为《命运》是歌颂「宿命论」的。李德伦无可奈何，指挥中央乐团凑合著演奏了《田园交响曲》。他痛感到演奏质量不高，一九七三年，竟冒着重新挨批挨斗的风险，指挥乐团练了十个交响乐作品。
「改革开放」以后，李德伦不失时机，不顾来自「极左」的干扰，重新为普及交响乐奔波。一九七九年，他提出了一个交响乐工作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立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除排练规律化外演出也要规律化，要有一年一度的音乐季；普及工作以交响乐为主，不能改行；加强国际交流」等等。一九八零年，中央乐团一共排练演出了二十六套节目，超过了以往二十几年的总数。在对乐团提高的同时，他还在北京和全国其它大、中城市作交响乐欣赏讲座，每年平均要讲五十次。一九八六年一月四日，李德伦为之奋斗多年的北京音乐厅终于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从此交响乐在北京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李德伦除了在北京市内和郊区指挥中央乐团演出，还到其它大、中城市指挥当地的乐团演出，而且率领中央乐团到台湾、香港和澳门访问演出，曲目包括贝多芬的《A大调第七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等等。
（未完待续）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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