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苑邮局，女邮务员对邮包上的地址看了一眼就问我：“这里面有食品吗？”
“噢，没有，没有。” 我连忙回答，勉强一笑。
她伸出手在包裹上使劲地又摸又捏。“那么这些硬东西是什么？”她质问我。
“两个，哦，小、小罐头，” 我吞吞吐吐地说，觉得像做贼给人当场抓住了。
“取出来。放快点儿。” 她命令我。
“噢，就这一次吧。” 我向她求情。
“你很清楚，政府明文规定不准给犯人邮寄食物。”她提高了嗓门儿。 “你公然违反政府规定，破坏政府改造人民的敌人的工作。你在大学工作，可是你竟然不惜讲瞎话来钻空子。”
我闷声不响，把密缝的包裹拆开，取出两听违禁品，再一针一针缝上。
一
兴凯湖劳改农场共有九个分场，其中六个劳改分场，两个劳教分场，一个女犯分场,每个分场都有上千的人犯。六月中那个下午，几只大木船从密山把我们这夥八百名劳教分子运送到湖边的八分场临时场地，那里已经有先遣劳教人员搭好一个厨房和一间工具棚。我们下船后就忙着搭大帐篷，这是我们搬到固定场址以前的住所。安顿下来，赶紧吃晚饭，窝头咸菜，饭后集中在帐篷前面的空地上听场长做报告。场长是北京公安干警，他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警告大家千万不要企图逃跑。分场周围都是沼泽，这里叫草垫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根本逃不出去。企图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来从重判刑。我不能想象有任何人敢以身试法，因为政府经常宣传社会主义司法机关如何强大，任何罪犯也不可能逃脱它撒下的天罗地网 。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就地取土，沿湖修筑一条导流堤，防止湖水泛滥，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垦地势较低的处女地。我们用的工具是铁锹、铁锨、鹤嘴锄、夯槌、扁担。我们天不亮就起身，啃一两个窝头，喝一碗玉米粥，随即扛上工具，列队前往两三里外的工地。劳动时分成二十多人一班，每个班又分成几个小组，有挖土的，有抬土的。挖土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用锹用锄都是能手。我从来没用过铁锹之类的工具，被分配和一个萎靡不振的中年中学教师用麻袋或柳条筐抬土。扁担我也没用过，搁在肩头别别扭扭，很快就把肩头磨成血肉模糊的一片。我咬紧牙关，一天接一天，磨练我的肩膀，和大家一样希望我这样努力劳动能得到负责监管的队长们的好感，早日获得释放。
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我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夏天白昼越来越长，我们劳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与此同时，“英明领袖”又发动“大跃进”，要求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队长们每天训话时问我们：“全国的革命人民都在响应伟大领袖的英明号召拼命大干，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当怎样干，才能将功赎罪？”于是，我们的劳动时间更长。我们抬土的份量越来越重，跑得越来越快。劳动竞赛成了家常便饭。挖土小组之间展开竞赛，争取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堤贡献最多的土方。分工打夯的各组高唱随口编造的夯歌，用熟悉的小调和意在言外的双关语打动从事劳役的流放者的心。未来的史家也许会在他们的史书中为这些劳动营的歌手找到一席地。
有一个劳教分子从一个工地跑到另一个工地，像一个流动的小贩，手里拿着一个喇叭筒叫卖他的货色。他过去是搞宣传工作的，现在上劳改工地搞宣传鼓动有点大材小用。“大家看巫宁坤！”忽然听到自己的名字，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由于抬得不多或跑得不快我常受过批评。“他过去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他刚来劳动时抬土抬得很少。但是现在看他，抬得越来越多，跑得越来越快。思想改造的好榜样！再加油，力争上游再上游！”我明白他拿我给别人做榜样，可我感到我随时会垮掉的。
每天傍晚，久盼的值日队长的收工哨子一响，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湖边去洗净工具，然后稀稀拉拉地往回走，活像一队吃了败仗的散兵。回到帐篷里，我们就把搪瓷饭盆搁在各自的床位前面土地上，等那一份玉米粥。因为粥总是滚烫，我们就先到湖边去清洗一天下来的汗和土。我们又累又饿，玉米粥总是十分可口的。可是，有一天晚上，我从湖边回来，却发现金黄色的玉米粥变得黑糊糊的。我不相信自己的深度近视眼，就问邻铺的小伙子、一个快活的小偷，这是怎么回事儿。
“蚊子，” 他说。
“天哪！那我怎么办呢 ？” 我沮丧地问他。
“吃下去。我们大伙儿都吃了。动物蛋白，你该知道，教授。你在北京大学吃不到这样的好东西，对不？你今天大跃进得了表扬。没准儿明天你又会因为吃蚊子得表扬。” 他调皮地哈哈大笑。
我用怡楷寄来的大钢精勺儿大致刮去了上层的动物蛋白，把剩下的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蚊子是离京前那位公安干部动员报告里没提的东西，很快就成为一大祸害，甚至在白天也不饶人。确确实实有千千万万蚊蚋，有时甚至于遮天蔽日，因为农场位于大片的沼泽和草原中间。白天上工时我们不断受骚扰，完不成劳动定额。后来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顶挺别致的防蚊帽，好象一顶小蚊帐，当然自费啦。身上其它暴露的部分仍然受到蚊蚋的袭击。这些吸血鬼，在我夜间躲在蚊帐里做的恶梦里，就变成吃人的猛兽。
到了夏至，三点钟天亮，八点钟太阳才下去。我们每天劳动十四、十五、十六个小时。随着大跃进升级，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不希奇。两星期一次的“大礼拜”改成了三星期一次。用大跃进的术语，大幅度延长劳动时间叫做“放卫星”。分场第一次放卫星的日子订在中秋节前夕，恰好是我三十八岁的生日。我随队去一个兄弟分场，在皎洁的月光下整夜参加收割水稻，也可算别具一格的生日派对吧。第二天，中秋节正日，上级又号召大家再割一夜稻子，“放一颗比满月还亮的卫星”。我累得要死，又想念怡楷和一丁，饱尝了“生别常恻恻”的滋味，幸好“明月如霜”，还能默颂苏东坡“欢饮达旦”后写的《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冬季长达六个月，北大荒冰天雪地。我们完成了导流堤工程，刚搬进八分场新建的一栋栋茅草房，第一场雪就落下了。那天是“十一”，庆祝国庆放假一天。队长们又号召大家加倍努力，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他们大声疾呼：“力争上游无止境！”雪下得更多，把大地埋在一望无垠的白色墓布下面。我真羡慕冬眠的动物，牠它们免受严冬酷寒之苦，直到春天给它们带来生的喜悦才醒来。对于当地的农民，这也是平和休闲的季节。整个冬天地上雪深数尺，他们有什么农活儿可干呢？可是你不得不佩服那些精通“马列主义辩证法”的同志们，他们认为这恰恰是处理那些在别的季节无法下手的工程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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