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走进打字室，以积极闻名、人称“小左”的小组长，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华侨，绷着面孔对我说：
“你为什么迟到这么久，李怡楷？”
“我得等宁坤离开。后来我人不舒服。”
“他是两点走的，对吧？现在三点过了。红肿的眼睛！你为什么哭？还为他难过吗？你的眼泪证明你从来没有和右派划清界限。多么顽固！马上来开会。我们把这个会推迟到现在。你看，别的组的同志也来了。你跟着你爱人走，在错误和反动思想的泥淖里陷得很深。我们在这里是要通过严肃的批判帮助你。你先做一个自我批评。”
“对不起，我没有准备。” 我平静地回答。
“你说什么？你犯了那么多严重错误，却连自我批评也不准备做。她的态度能容忍吗，同志们？ ”
“不行，当然不行，”时髦的法文女打字员应声道。“李怡楷，我们大家都是来帮助你，免得你跟着你爱人走上毁灭的道路。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和他划清界限，你明白吗？” ”
“我明白，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当然知道怎么办，”一位人事科的女干部插话了。“你只不过是不愿意，因为你坚持反动立场。整个运动期间，你从来没揭发过巫宁坤的反动言行。这完全是你阶级立场的问题。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对吧？”
“我父亲是一位爱国民族资本家。他死于心脏病时我才四岁。”
“这我都知道，” 她那权威的声音说。“问题是，你没有改变你的阶级立场。除此之外，你又坚持巫宁坤的反动阶级立场。那是非常危险的。你有没有考虑过离婚？别误会，没有人强迫你离婚。我只是问，你有没有过这个想法？”
“没有，从来没有，” 我答道。
“同志们，你们听听！为什么没有 ？”
“我们大家都知道，党的政策是治病救人。巫宁坤有病，党正在挽救他，我有什么权利抛弃病人。再说，我是天主教徒，教会严禁离婚。”
“大家听听！抬出党的政策和她的教会的规定来压我们。我要让你明白，我们党并不禁止离婚。老丁的爱人正在办离婚。党组织和同志们都赞许她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你的宗教信仰和我们不相干。但是，你忘了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离婚权，尤其是和右派离婚。我已经说过，没有人劝你离婚。你离婚，我们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来是要帮助你认清你的错误和反动思想。”
其他人轮流表示同意人事干部的意见，告诫我尽快划请界限。最后，“小左”做总结，让我认真反省，正视现实，并宣布要继续开会帮助我。“今天我们不再为你浪费时间了。你回家去继续思想斗争。下次开会，我们希望你讲清楚你打算怎样和你右派爱人划清界限。如果你顽固不化，你的问题可能不会停留在‘人民内部矛盾’。那你怎么办呢？带着花岗岩脑袋和巫宁坤一起去见你的上帝？难道你对你小儿子和快出世的孩子没有任何感情吗？”
我回到家已经六点钟了，疲惫不堪。宁坤和丁丁在家时，两间小屋子总显得又吵又挤，此刻却冷清得像一个荒凉的墓地。为了逃避这突如其来的孤寂，我走出门去遛达遛达。同事和邻居们，三三两两，正从食堂往回走。我正踌躇要不要跟他们打个招呼，有人假装没看见我，也有人掉过头去。这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完全孤立”吧！又回到我的小屋子，我看到宁坤从香山带回来的两个茶鸡蛋和花生米。这时我才想起从早晨就没吃东西，肚子很饿了。我剥了一个蛋，正想咬一口，可心思又回到宁坤身上。“他此刻在哪儿？有晚饭吃吗？会挨打吗？他还能忍受多少侮辱和伤害？一旦受不了，他会自杀吗？......”
我没有胃口了，但想起肚子里有个小生命要喂，才勉强就着一杯热水把鸡蛋吃了下去。那个鸡蛋和花生米就留给丁丁吃吧。我提醒自己别忘了给他买一个红的大苹果，那是他爸爸被抓走以前最后留下的话。我躺到很晚才入睡。近年来发生的事，一桩桩，一件件，都来到心头。我倒想大哭一场，可就是哭不出来。到最后，我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勇敢地单独面对世界 ，不管今后发生什么事。”在以后的日子里，又有开不完的小组会“帮助我认识我的反动思想”。
“去年五月的教职员大会上，你把肃反运动中巫宁坤在南开受到批斗和耶稣受难比较，有没有？”
“有的。”
“荒谬绝伦，反动透顶！你怎么可以把社会主义中国一个反动分子罪有应得的批斗和耶稣受难相提并论？你的反动阶级立场还不明显吗？”
“我承认那是个错误。巫宁坤不配和耶稣比较。我的意思是说他同样是无辜的。”
“你说什么？他是无辜的？”
“我当时是那样想的。”
“那你现在怎么想？”
“我现在怎么想，没有什么关系了吧。”
“你像泥鳅一样滑，像石头一样顽固，像右派一样反动。我们本来以为你年纪还轻，大学毕业不久，也许我们还可以挽救你。很明显，你的思想受巫宁坤毒害太深了。”
还有一次，他们盘问我一年前在颐和园参加五一节日游园的事。
“去年五一，你参加了ABC在颐和园的聚会，对吧 ？”
“那天放假，宁坤教过的几个学生邀请我们和他们一起游园野餐。”
“你又像泥鳅一样滑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反革命集会。你参加了。你自己说说你的活动属于什么性质？”
“我们参加了一次野餐。我想不起有过任何违法活动。” “我们掌握你在会上的发言。你攻击南开的肃反运动，而且十分激烈，是不是？”
“我们交流了经验。当时人人都认为肃反是个错误。”
“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我现在怎么想，那有什么关系吗？”
“你狡猾，很狡猾！” “小左”总结道。“我们不会让你滑过去的。你等着瞧吧。”
大多数同事都不理我了。经常有冷冰冰的、鄙视的、甚至敌视的眼光向我投射过来，好像一枝枝毒箭。以前常来我们家和宁坤喝酒聊天、谈笑风生的几位同事，现在路上碰到我就掉过头去。我过去很难想象一个贱民或麻疯病人的遭遇，也从未料到我自己会有这样的遭遇。“但是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过呢 ？”我在自己寂寞的心里大声呼号。
1958年5月1日，学院组织教职员去参观半步桥北京市模范监狱，“小左”通知我要参加。一名女同事主动告诉我：“巫宁坤就关在那儿。没准儿你能见到他。”到达之后，我们二十多名“贵宾”被请进一间会客室，每人面前都有人端来一杯热茶。随即一位领导干部讲话。他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后，便宣讲通过强迫劳动将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无比优越性，然后介绍这座监狱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历史、目前的规模、劳改的设施、以及在监的劳改犯类别。他最后说：“从各位将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大家可以证明我们的劳改政策如何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大家可以用铁证驳斥右派对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劳改部门的猖狂攻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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