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召开一次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举行“大辩论”。所有我在会议上或私下说的话，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我说的话，都被谴责为对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全面攻击。我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我在“大辩论”中唯一的权利是承认任何提出的罪名。任何解释或澄清事实的企图都被大声斥责为对革命群众的“反攻倒算”、坚持右派反革命立场的表现。南开的老同事杨教授声嘶力竭揭发我当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她曾亲耳听到我高呼“不自由，毋宁死！” 有没有这回事？我承认有过。“用反动美国口号进行煽动！” 她怒吼道。革命群众也跟着怒吼。一名党员指控我提议在滚沸的大油锅里油炸党员。“发泄恶毒的阶级仇恨！”又是一阵怒吼。晁先生揭发那次黄教授款待他的午餐是一次右派论坛，他当时强压着满腔怒火听我胡言乱语。每提到我讲过又经他加工的话，他那赢人好感的呵呵笑声变成了似乎义愤填膺的怒吼。
又有一天，午休时间，我推着小推车里的儿子到校园里去转悠，好让我的脑子暂时抛开一上午闹哄哄的批斗，路上碰到了一位年长的女同事。她是多年前从美国回来的，平常见面有说有笑。我和她打个招呼，她没理会。下午会议一开始，她就跳起来指控我满不在乎推着孩子在校园里乱转，故意表示对抗运动。更恶劣的是，她说，她听到过我手里抱着孩子喊“小丁丁万岁！”，恶意糟蹋“毛主席万岁！”的神圣口号。甚至有人谴责我的婚姻是 “右派反动派和反动天主教徒的政治结合。” 怡楷不得不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洗耳恭听”，如同中国悠久的国粹中陪同死刑犯押赴刑场的“陪绑”。
黄教授是唯一站出来为我辩护的。他指出，我放弃在美国的舒适生活和学术前程，回来为新中国服务，是一个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承认，我有一些话也许讲过了头，但是应当考虑到我长期在国外对国情不免有隔膜。无论如何，我响应党的号召，热烈地直言不讳，而有些人却一言不发。他的老朋友晁先生，还有别人，都告诫他注意自己的阶级立场，否则他本人也会滑进右派的泥淖。
晚上我接受小组讯问，“ABC”反革命集团的老问题又提出来了。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一共有多少成员？他们在我指导下读过那哪些书？我的身份是什么？它的政治目的是什么？由于 “ABC”从来没存在过，这些问题无从回答。我为什么参加他们五一劳动节在颐和园的集会？小江犯有反革命罪行在工作单位受到批斗，畏罪潜逃，我为什么收留庇护？他躲藏在我家几天，我和他谈了些什么？我简慢地答道：“他是在私人家里作客。” 他们警告我不得耍滑，更不得借题发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另一个老问题又提了出来：我到底为什么在1951年回国？我受到一个重复出现的恶梦的缠绕。
最后，国庆节前夕，我在教职员全体大会上被正式定为最毒的 “毒草”— “极右分子、资产阶级右翼的骨干分子。” 我犯的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因此我是一个 “三反” 反革命分子、人民公敌。我的罪行累累：我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我曾在反动的国民党空军当翻译；我多年接受美帝国主义教育；我和 “ABC”反革命集团有关系 ；我参加过反革命集团最近的集会；我恶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为私刑；我公开叫嚣要求给右派分子推翻社会主义中国的言论自由；我嚣张地高呼美帝的反动口号 “不自由，毋宁死！”；我恶毒攻击 “老大哥”，反对毛主席的 “一边倒”外交政策；我猖狂攻击毛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恨不得油炸共产党员；我在伟大的反右运动期间在家中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小江；如此等等。义愤填膺的革命同志们高呼口号，让我 “低头认罪”。面对张牙舞爪的革命同志们，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声泪俱下地承认全部罪行。我觉得我在认罪时已经把自己糟蹋够了，他们还斥责我死不悔改。
散会后，黄教授留下了，走过来和我握手。开会时，我看到一个首长派头的女干部在会场后面来回走动，吞云吐雾。她也留下了，此刻我才模糊地认出原来是平日深藏不露的毛校长，也是一名延安时代的老干部。
“你觉得怎么样？” 她嘴里叼着烟，满面鄙夷地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咕哝道。
“现在该是你反省反动历史、反动思想行为的时候了。你要痛下决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你应当感谢我们没有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她冲着我脸上喷着烟。
“谢谢。”我又咕哝了一声。
尽管批来斗去，我还是想不通，一个靠教书糊口的穷书生，怎么会一下子就被脱胎换骨成为资产阶级右翼的“骨干分子”？六年前我诚心诚意回国来，为众人称道的人民革命效力，回来后尽力以我的专长和良知为人民服务。近年来历次运动中的政治迫害，我还认为是一个新政权一时的偏差，这个政权还是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走出千百年的黑暗的。面对残酷的现实，我无法再用一厢情愿的想法哄骗自己了。我为自己的天真幼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只有听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摆布了。
第二天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都举行盛大的集会，庆祝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我是祭坛上数十万牺牲品中的一个。我成了“贱民”，只求清静一下，闭门思过，等候发落。但是，办不到，我奉命参加教职员假日游览长城。我还没游过长城，但是我怎么能和前一天还围攻我的那帮人一道去寻欢作乐呢？我跟那位来家里“邀请”我俩的青年干部说我没有心情去。“哎呀，老巫，”他轻松地说，“别闹别扭嘛。会上的批评都是为了帮助你呀，要正确对待嘛。”
“十一”天高气爽，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若是我目前的处境不一样，这倒是一家人出游的好日子。我和怡楷坐在大客车的一张双人座上，准备闭目养神，补一补近来所缺的觉。但是，无可奈何，车子刚上路，那位青年干部就走到我面前拉我去和冯副校长，还有其它两位干部，一起玩纸牌。“可是我不会打百分啊，”我推辞说。“没问题”，他大包大揽地说，“我给你当高参。”我逃不了啦。牌玩得满热闹的，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我纳闷儿，是否因为党中央还没宣布如何处理右派，富有政治运动经验的学校领导决定观望一下，察看政治风向。不过我却觉得活像一只被猫逮着在要吃下去以前耍弄一番的老鼠。
终于面对长城了，我实在看不出这座巨大可怕的灰砖建筑物如何值得人们赞叹。我感到十分难过，当我缅怀历朝历代无数的好男儿抛妻别子，在鞭子和刀枪的驱赶下，来修筑这个吞噬青春和生命的庞然怪物。怡楷和我离开人群，单独登上长城。到了顶上，怡楷问我：“你喜欢这个世界第七奇迹吗？” 我说：“这真是个‘奇迹’！这是那个焚书坑儒的‘千古一帝’用无数奴隶的白骨修建的专制暴政纪念碑。其实又何止他一个！一代接一代的昏君效法他，实行暴政，奴役人民，又扩建这座壁垒，妄图巩固专制王朝。奥威尔真该把它放进《1984》的，在山海关的门楼上写下但丁写在地狱门口的名言：‘放弃一切希望吧，你们进入这里的人们！”
（14）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