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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时刻 | 谎言与泡沫

来源:智本社 阅读: 2020-02-01 04:40 我要评论

“谎言有何后果?并非是我们会把谎言误认为真相,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听多了谎言便不再能分辨出真相。那时我们能做什么?除了放弃对真理的信仰,满足于谎言堆砌的故事,我们还剩下什么?”
——《切尔诺贝利》




2019年,HBO上映了《切尔诺贝利》,重新将人们的记忆带到那个历史性的悲剧时刻。

在编剧麦辛看来,《切尔诺贝利》不是一部影视剧,而是一个关乎人性、真理和谎言的真实故事,贵在追求真相。

“我们尽可能还原事件真相,选择最真实的部分呈现,我们没有为了让故事跌宕起伏而改变事实。对我们而言,这是一部关于真相的故事。”麦辛说道。

麦辛认为,人为失误是导致发生爆炸的主要原因——“只有人类才能让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也只有人类有能力解决该问题。那些成千上万寻求真相的人们是值得被铭记的。”

剧中,演员杰瑞德·哈里斯饰演首席核电厂物理学家瓦列里·列加索夫。这是一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事故发生后,列加索夫作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调查委员会主任,冲到了最前面参与救援,并负责调查事故的真相。但灾难发生两年后,即1988年4月27日,他在自己公寓内上吊自杀了。

当人们以为真相就此与核粒子一样埋入尘土时,一卷录音带牵出了爆炸的真实原因——反应堆设计存在缺陷。

据他留下的录音带宣称,他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遭到了苏联有关部门的政治审查压力。他们甚至禁止,他提及发电厂操作员在事故前对反应堆的了解,以及当时已经知道的反应堆缺陷,并对其职业生涯造成了严重伤害。

爆炸发生的当天,普里皮亚季四五万人生活如常,他们并不知道三公里外的核电站泄漏,多数人觉得那是一场普通火灾。

早晨,官方没有通知事故,对前来问询的居民,官员也是草草应付,仅提醒居民关闭门窗,尽量留守家中。




作者简介  · · · · · ·

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
白俄罗斯作家,1948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 历史上重大的事件。

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目前她的作品已在19国出版,并创作有21部记录片脚本和3部戏剧(曾在法国、德国、保加利亚演出)。

爆炸发生几天后,苏联方面选择尽量隐瞒事故,乌克兰如期举行五月的一场大型庆祝活动。当时很多小孩在庆典广场参加,他们及家长却不知道自己正在暴露在核辐射之下。

此后乌克兰第一书记雪比斯基自杀,受核辐射污染人数至今都未公布。

苏联官方开始并没有重视此事。整个官僚体系麻木、失责而迟钝,事故瞒报错失最佳救援时间。

事故爆发后,即26日清晨,苏联能源部部长马约列茨通过电话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汇报:
“核电站的核反应堆发生了爆炸,核电站的夜间密码警报显示‘1、2、3、4’,这四个数字标示了核泄漏、核辐射、火灾和爆炸……目前切尔诺贝利镇的事态仍不甚明朗,需要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但是,苏联高层并未重视此事,将事故界定为“反应堆发生火灾,但并没有爆炸”。

根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当天上午,苏共政治局就开会讨论局势,随后组织了一个政府委员会来处理事故后果。”

26日深夜,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又得到电话汇报:
“核电站4号机组的涡轮机组在进行非正式试验时,接连发生了两次爆炸,反应堆机房被炸毁,数百人受到核辐射,两人当场死亡,辐射情况非常复杂,暂时无法作出最后的结论……政府委员会已经按照各自的专业和分工分成若干小组开始工作,但必须派军队参与事故处理工作,急需大型直升机,另外还需防化部队,越快越好。”

但是,雷日科夫并未将事故的严重性告知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描述了苏联科学院院长等官员,对此事故的轻视态度:“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

委员会下辖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们赶赴了事故现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列加索夫院士乘坐装甲车亲自抵临4号反应堆近距离观察,发现内部的石墨仍在燃烧,爆炸口的白色烟柱正在大量释放放射性物质。他意识到放射性物质扩散的危害性,坚持立即撤离普里皮亚季市的所有居民。

第二天上午11点,也就是爆炸发生后34小时,苏联当局开始启动首批撤离,超过1000辆大巴抵达小镇。直到下午两点,当局才宣布所有人彻底离开该镇。经过三个多小时,大约4万居民转移到了列斯格纳等镇。

为了避免恐慌,当局选择隐瞒事故真相,告诉居民没有发生严重事故,只要大家勤洗手即可。居民们以为只是暂时撤离,有些人在家门口留有“不要动我物品”的字条。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去,此生不再复还。

事故发生48小时,当地政府才开始疏散半径范围10公里内的居民。很多人因为撤离太晚,受辐射患上了甲状腺癌,婴儿畸形率也因此大幅度提高。

爆炸发生后第二天,瑞典一位核电厂技术员惊讶地发现,周围空气出现了奇高的核辐射。丹麦、挪威、芬兰等国也检测到核辐射异常情况。此时,切尔诺贝利的核颗粒随着风飘到了欧洲其它国家,其中60%沉降到白俄罗斯,给当地带来极大的灾害。

28日,美国间谍卫星监测到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欧洲媒体大肆报道此事,瑞典核电站拿出调查报告质询苏联。苏联当局意识到已遮掩不住,便在28日晚9点,通过苏联电视台插播了一则短讯,报道此事。但此时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67个小时。

讽刺是,戈尔巴乔夫也是通过瑞典科学家的报告才得知此事的严重性。

苏联承认后,世界为之震惊!

瑞典采取紧急措施,劝告市民停止食用新鲜蔬菜,尽量少外出,不饮用雨水。

奥地利政府将户外公园的沙粒全部铲除,以防止大气颗粒沉降到沙坑中污染玩耍的儿童。

此后一个星期,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希腊、土耳其、以色列、美国、加拿大,都陆续检测到程度不等的核辐射。切尔诺贝利遂即成为一件突发的世界性问题。

中国也为此惊出了一身冷汗。科学家每天紧张监测,几天后发现污染未进入中国。当时中国正在准备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受此事故影响,超过100万香港市民在反对建设该核电站的请愿书上签字。最后,高层出面协调才平复风波。

令外星人感到震惊的是,最淡定的居然是苏联。

事故爆发后整整一周,苏联政府没有对外透露过多的消息,甚至拒绝向苏联体国家提供完整的信息,导致白俄罗斯等国错估灾难后果。

苏联官媒还对外宣称:“破坏远远没有西方媒体说描述的那样严重”,“警惕西方势力破坏团结”。

一周后,叶利钦(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对发布消息:“电厂附近的水库受到了污染,电厂周围辐射量就过高,不适于当地居民返回。”

此时,切尔诺贝利、普里皮亚季等居民才意识到,他们回不了家了。但为了避免恐慌,苏联当局依然拒绝将事故真相完全告知全体居民。

5月9日,核爆炸发生13天后,莫斯科照常举行卫国战争胜利的盛大庆祝活动。为了冲淡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负面影响,苏联当局故意粉饰太平,人为制造火爆的节日气氛。

然而,这场事故撕掉了苏联盛世强国的假面具,击碎了苏联人追求大国的金色迷梦。苏联体人民(尤其是乌克兰)发现,他们一直被政治的谎言和视生命如草芥的权力集团所蒙蔽。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伤痛以及恐惧,让他们不再信任“老大哥”,信念开始崩溃。

从此,这样的历史时刻,被界定为“切尔诺贝利时刻”。

事后,乌克兰第一副总理Konstantinl·I·Massik曾这样愤愤不平地总结事故发生之初苏联政府的对策:
“大体上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包括:首先是不措一切代价平息公众舆论;其次,为政府、各部及各部门进行开脱;第三,把损失的补偿减少到最低限度;最后是掩盖放射性对公共健康威胁的严重性。”

在爆炸后数月里,为了阻止核辐射继续释放,苏联动员了几十万人,在被炸毁的4号反应堆机房上方,修建了一座170米长、66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和钢板结构的“石棺”,以封闭住残留的近200吨放射性熔质,其中包括对人类而言极具危险性的30吨放射性尘埃。

石棺封顶后,为了表示庆功,他们在石棺上方插上了苏联国旗。

此后,乌克兰人需要实时监测石棺的危险指数,担心这个“恶魔”随时蹦出来。这座石棺的设计使用寿命是30年,三年前正好到期。

负责善后工作的“清理人”近些年在石棺上又加盖了一个巨大的拱形建筑——“穹顶”,以替代老化的石棺继续镇住这个特殊时代残留的怪胎。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写到:
战争时,每四个俄罗斯人中有一个人死亡;今天,每五个白俄罗斯人中就有一个住在受核辐射污染的地区,总数210万人,其中70万是儿童。切尔诺贝利事故辐射是白俄罗斯人口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受害最深的戈梅利和莫基列夫地区,死亡率比出生率高出了20%。

乌克兰境内有30万人死于放射病或因核辐射而诱发的其他疾病。欧洲已发现约20个受污染的“热点”地区,这些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的铯-137含量约为1居里,这种辐射级别在乌克兰境内有12处。

这次事故造成欧洲四分之三的土地被放射性物质铯污染。全欧洲遭受铯污染地区中:俄罗斯30%、白俄罗斯23%、乌克兰18.5%、芬兰4.8%、瑞典4.6%、挪威3%、奥地利2.4%、德国1.8%。

乌克兰、白俄罗斯都是老牌苏联体成员国。这次事故中苏联“老大哥”的表现,加剧了苏联内部分崩离析。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逐渐紧张,苏联高层政治逐渐四分五裂。

这一毁灭性的行为,加剧了欧洲世界对苏联的孤立和封锁。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这样描写1986年的苏联:
“在我国社会和政府受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巨大冲击之后,国家的财政状况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起来。石油价格下降到每桶10-12美元,这对我们的打击同样沉重。正当我们努力完成1986年-1990年的发展计划时,现金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模式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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