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8月，俄国见习官和水兵在横滨登陆购买粮食，遭到武士的袭击，2死1伤。这是日本国门开放之后发生的第一起刺杀外国人的事件。3个月后，在法国领事馆工作的中国人因穿西服而被误为西洋人遭到杀害。1860年1月，在英国总领事馆当翻译的日本人遭到刺杀。2月，荷兰两名船长也被杀害。幕府虽然尽全力搜捕犯人，但奇怪的是，杀人凶手一个也没有抓获。这进一步助长了暗杀之风。
“樱田门事变”之后，排外风气更加高涨。在外国人看来，这个东方国家充满了暴力和恐怖。1861年初，一位美国翻译被杀；6月，英国公使馆遭武士袭击。1862年6月，英国水兵被杀伤；9月又发生了“生麦事件”，一位骑马的英国人无意间冲撞了一个藩主的队伍，被藩主的武士当场砍死。“生麦事件”酿成极大的危机，一度将日本推向战争的边缘。最后幕府不得不赔偿巨款，才消弥了一场灾难。
日本“爱国贼”的暗杀行为不都是自发的，也受到了来自高层的煽动和纵容。当时的孝明天皇非常反对与外国通商，他听说幕府赔偿“生麦事件”后十分震怒，下诏说：“纵使皇国一端化为焦土，亦绝不愿开港交易。”这种典型的“愤青”言论，更加激励了日本“爱国贼”的排外行为。
随着仇恨外国人的风气的蔓延，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成为仇恨对象。腰插武士刀的浪人们充斥街头，四处寻找“卖国贼”。在他们看来，凡是与外国沾边的人都有卖国嫌疑。与外国人做贸易的商人关起了门，讲西方学问的洋学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在自诩为爱国者的浪人们的眼中，那些读外国书、喜欢谈论欧美文化制度的人，当然都是欺瞒世人、崇洋媚外的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在排外之时，仇视手无寸铁的学者，似乎并非日本所独有的现象。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那些高举爱国旗帜者们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的卑怯。他们不敢向那些掌权者叫板，正如鲁迅所说，“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爱国勇气。
一位受聘于幕府的翻译官，无意中提到外国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到追杀，跳进冰冷的护城河中才幸免于难。另一位翻译官的家被浪人破门而出，他从后门匆忙逃出，才捡回一条老命。
在江户开私塾传授西学的福泽谕吉备感恐惧。因为他知道，面对这些凶残乖戾的“爱国贼”，无论如何退避都无法让他们满足，只有丢掉洋书，向他们低头道歉，与他们一起高唱攘夷论高调，甚至比他们更激进地提刀追杀洋学者才能让他们满意。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无法终止自己的思想，只能谨言慎行。在身份立场不明的人面前，他绝不谈论时事。他家中的棉被橱内的地板特意设计成可掀式，以防遭人暗杀时可以从地板下逃走。在长达十二三年的时间里，福泽晚上从不外出，而是安心从事翻译工作过。不得不外出旅行，就编一个假名，行李上也不敢写“福泽”两字，以避人耳目。他后来回忆自嘲道，“那样子就好像逃亡者避人耳目，或宛如小偷四处逃窜一般。”
日本“爱国贼”的要求是，废除日本已经签署的通商条约，将外国人永远驱逐出日本。这显然既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运动，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救亡运动，只是盲目排外的社会破坏活动而已。这些过激行为虽然阻碍了日本的开国改革，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动荡，却改变不了历史潮流。“爱国愤青”们滥杀无辜的行为，逐渐遭到了世人的唾弃。国民越来越认识到，只有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现代文明，融入现代文明，才是日本的出路。在这种社会共识的推动下，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爱国贼”们也消失了。
诚如18世纪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们最后的藏身之地”。日本历史上的“爱国贼”们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不过，“爱国贼”并不是日本所独有的现象，在19世纪东亚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一些国家仍然不时闪现“爱国贼”的魅影，让人们徒生今夕何夕的感慨！（消息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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