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

余华:因为巴金 我们这代作家才能自由成长

来源:未知 阅读: 2017-04-06 21:34 我要评论




2017年,被视作“当代文学名家圣地”的《收获》杂志,迎来了花甲之年。在传统媒体碰触着愈来愈多“未知”的当下,对于一个捧献出余华、格非、苏童、莫言、李洱、笛安等作家的老牌文学杂志而言,同样面临着挑战……

3月17日,澳门旧法院大楼,著名作家余华和《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就“《收获》及文学杂志在中国的重要性”进行了一场对谈。程永新回首《收获》杂志六十年风雨,畅谈时代更迭下,纸媒面临的转型之迫。余华则回忆了第一次在《收获》发表作品时的情景,“《收获》在我心目中是中国最好的杂志,绝对没有任何杂志能与它相提并论。”在活动现场,他表示,“感谢巴金创办《收获》,我们这一代作家,才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

以下内容为活动实录,由新浪读书编辑整理,略有删减。

如果没有巴金的包容与开放思维,《收获》走不到今天

程永新:《收获》几十年的历史,应该说近30年,还是很有意思的。其中,有一个人非常重要,他就是巴金先生。他非常包容,他曾说:“出作家,出作品”,这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一条原则。

那个时候,张贤亮有一部小说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小说发表的时候,我来北京,有一批女作家表示,这部小说对女性不尊敬,冰心给巴金打电话,让他管管《收获》。巴金看完之后说:“张贤亮的小说,写的似乎有点‘黄’,但是写得确实好,没什么问题。”

《收获》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就是因为有巴金这样一个精神,这样一种人格魅力,才始终得到方方面面的关照,才出现各类型优秀的作家。如果没有这种包容,没有这种开放的思维,这本杂志也走不到今天,也坚持不到今天。

巴金讲过很多话,像《随想录》,他讲的虽然是朴素的道理,但如今回过头去看,这些道理,在现实当中依旧是有意义的。比如说两极分化,比如说里面讲到的反思和忏悔的精神。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但是进步的速度不是那么快。

巴金已经成为《收获》这本杂志的灵魂,不管以后谁来干,都改变不了。我们要时刻关照历史跟现实的关系,如果杂志发表的文章作品对现实没有深刻意义,那么对于一个办杂志的人而言,是一种失职。

对好作品的判断:编辑要有学识修养及鉴赏天赋

程永新:我刚刚当编辑的时候,那些老编辑,还都是用毛笔给作家回信的。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对我的启发很大。这些老编辑的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的风骨,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不在乎这些,还觉得他们保守,但是在接触中,我发现这种东西是无形的,但力量非常强大。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判断,其实是形成体系的。这种学养、学识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对艺术抱有掘尽精神。

第三方面,编辑作为一个原创作品的第一个阅读者,要有一点点的天赋和后天的鉴赏力,这种鉴赏力非常重要。他们不像搞理论批评的那些人,可以讲出很多道理,有的时候他们就凭直觉,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文学说到底还是跟艺术有关系,假如跟艺术没关系,可能这种意识就隐掉了,但是因为跟艺术有关系,所以这种带一点天赋的直觉和判断力,才显得非常好。所以这三种元素,组成了一个价值标准,判断标准。

我觉得现在中国内地,文学价值的标准,其实是有点乱的。个人的学习,尤其是对世界上经典文学的学习,还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在学习当中,应该慢慢建立起一种独特的个人见解,千万不要听旁人评论的那些话。

你说哪一种小说是好的,我觉得世界上好东西太多了,所以只有通过学习,才会慢慢建立起来。其实,我要求编辑部的责任编辑解读作家的作品的时候,要学习现实主义,它还是有一些系统性的东西。要确立起来你的价值。




“在我心中,《收获》是中国最好的杂志”

余华: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回忆我自己走过的路:一个人和一本杂志。“一个人”是指李陀,“一本杂志”是指《收获》,他们把我变成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说话的人。

我的小说是李陀给我推荐到《收获》的,我有超过大概四分之三的小说,都是发表在这本杂志上的。两种原因,一种是浪漫主义原因,《收获》在我心目中是中国最好的杂志,绝对没有任何杂志能与它相提并论。还有一个原因,现在很多小说,别的杂志根本就不可能发表,在那个时代,别说《许三观卖血记》,《活着》都不可能发表。《收获》杂志不仅能发表我的作品,而且是完整发表。除了错别字被改动以外,其他的没有什么变化。

程永新刚才说的一番话,我很感动。《收获》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那么崇高的地位,是有原因的。那个时候,有程永新、李小林和肖元敏,稿子出版,都是他们三个人做。只要能够发表或者有希望发表的小说,他们三个人都读过。他们三个人风格不一样,程永新对我们这一代作家更加更敏感,李小林比较包容,肖元敏很谦虚。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我们要感谢巴金创办这个杂志,我们这一代作家,才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确实,巴金非常重要,李小林也非常好。整个《收获》故事太多了。

新媒体冲击之下,《收获》是否还有“造星”的能力?

程永新:现在是新媒体时代,网络时代,《收获》也要想与时俱进。我们跟网络公司合作,做了一些其他的探索,包括有声书、翻译、类型文学等。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形势下,要维持住《收获》这本刊物原有的品质和气质,其他的事情就放开做,去尝试探索。

微信这块,肯定做的不太一样。它有可能依靠某一种文学语言,挖掘人的精神及生活。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为了某个人,也不是为了商业利益。我们希望在《收获》这个品质下面,形成文学的生态圈。

我觉得“造星”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我私下里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作家的才华永远是属于作家的,他的能量积聚到一定的时候,就一定会冒出来的。像莫言,像余华,这些优秀的作品,光芒四射,他自己就有能量,正好是我们供给需求。

我们现在对年轻作家,对一些原创作品,始终在坚持。前几年,我们也推过一个年轻作家的专访,试图像当年那样,把一些年轻的作家集中在一块。但是在网络时代,多媒体时代,各种各样的渠道平台比较多,不像当年那么闭塞,但也不像那么当年那么容易引起轰动效应,但是我们还得去做,继续推年轻人。

现场问答:

“中国这十多年的文学,走的步子不像80、90年代那么快”

提问:两位老师你们好,非常感谢你们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刚才你们说,遇到了非常好的环境,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想法。我想问一下,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所谓的80后,有什么可以向您身上学习的,或者您看我们的时候,有什么想法?

程永新:其实80后的作家也非常努力。我们要关注他们的写作,关注他们的成长,应该倾注比较高的热情去帮助他们。文学写作这个事情,还是有一点“个体化”的元素在里面。只要你有才华,不在这个平台冒出来,另外一个平台也会冒出来。

我比较高兴地看到,现在80后作者对世界当代文学关注的热情,跟上一代作家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对同时代其他国家作家有一种关注,有了一个参照的东西,所以有了一些探索。

但是,我还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中国这十多年的文学,走的步子不像80年代、90年代那么快,余华有一句名言:“西方几百年的历史,我们这里就用几十年。”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么现在,我们会缓慢一点,节奏会慢一点。但是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在成长进步的。

“个性最好和才华成正比,不然你就被社会杀死”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文学作品,有不同的功能,也有不同的受众,两位老师对比较好的作品有什么衡量标准?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写作怀有热情的青少年来说,我们会有一个疑问,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否必须去迎合大众的需求,先出个头,然后再去展现自己的个性,还是说,我一直都是要保持热情,您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余华:先有个性,还是先出名。我告诉你,先别有个性,一有个性,社会早就把你干掉了,这是我的体会。

80年代,文革刚刚过去,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一步一步往前走,社会逐渐开放。但那个时候文学的法制大幕里面,《收获》是一个另类,因为巴金是主编。《收获》在文化大革命前创刊,收录的作品和同时期的其他作品,都不太一样。我第一篇小说在《北京文学》准备发表,但是编辑觉得小说的结尾太灰暗,她说,你把结尾改成光明的结尾。我问编辑,如果我改成光明的结尾,你是不是就会给我发表?编辑说,当然。我说那我可以从头到尾都改成光明的,只要你能发表。

总之,要一步步来,你的个性最好和你的才华成正比,不然你就被社会杀死了。

“人的思维经常会进入一个死路”

提问:余华老师能不能举例来谈一谈创作中,当你写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解决?

余华:这个很简单,我经常会遇到不下去的时候。刚开始我觉得是我写作的问题,后来发现不是,大部分情况下,人的思维经常会进入一个死路。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离开书桌,忘记它,去睡一觉,晚几天再回来一看,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如果你一直在里面,这个问题你永远解决不了。

提问:两位老师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程老师的,关于《收获》在遴选发表作品时的开放性。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是不是通常要通过某些知名作家的推荐?历史上有多少是从来没有通过任何人的推荐,也没有通过任何渠道,就被编辑所接受发表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第二个问题是问余华老师,通过多年创作,您认为您的作品有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话语?而这套话语在一些读者看来,算是不够精致的、美好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程永新:你讲的推荐,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我觉得这种推荐是需要的,完全从自然,从一个默默无名的来稿当中,捞出来好作品的情况是蛮少的。这个像汪洋大海一样,尤其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信息量太大了,看不过来。所以说,推荐是需要的。像苏童,他当时也是一个小编辑,但他的作品确实能把人吸引住。所以,有些作品即使推荐了,但是不被认可,也是没有用的。

余华: 你说的那个话语系统,每个作家都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方式。当一个作家利用一种叙述语言,获得成功以后,他会对这种叙述语言产生依赖,这就和经济学里面的“路径依赖”是一样的。一直不改变这种“成功模式”,到最后,当新的时代来临,就破产了。

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作家,都是用一种叙述形式在写不同的小说,但是也有少数作家,寻找到一个新的需求方式。这两类作家之间,并没有好坏之分,莎士比亚永远是那种叙事方式,托尔斯泰也是一样,也有另外一些伟大的作家,比如马尔克斯,他起码就有两种叙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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