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独自承受痛苦的时间太长了，宁坤。你早就该写信教我来，老早就该写的。”我埋怨道。我的喉咙堵住了。“我回去一定和哥哥们商量 ，我们必须 ……”我没说下去，因为我还一点主意也没有。“你必须自己保重，不要着急，不要担心。我只有一个星期的假，但我会尽一切可能再来的 ……。”
我沿着那条寂寞的崎岖小路走回车站，我的心沉重地负载着宁坤所身受的苦难和痛楚，负载着对我们前途茫茫的忧虑。但是，在那个昨天的劳改犯的小屋里两小时的团聚也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信念。宁坤在那小炉子里点燃的火焰一路上在我心头闪烁。
三
当晚和哥哥们商议时，我说我发现宁坤还远远没有脱离危险。我不愿惊扰妈妈，可我们必须在为时不太晚之前想出一个办法，能使他脱离危险。我该怎么办？由于事无大小都必须通过本人的工作单位，唯一可行的办法似乎是去找原单位，尽管存在着可以预见的困难。我真怕重访那往事不堪回首的旧地，又跟那些官气十足的上司打交道，当年正是他们把我丈夫送进牢狱，又把我发落到内地 的。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能放弃。
第二天，我乘上早班火车前往北京，在新火车站下车。两年半以前那个严寒的冬天，我带着两个小儿女仓皇上路，是从前门旧车站上车的 。眼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举目无亲的异客，来到了无情无义的异乡。我挤上一辆开往西直门的公车，一路颠颠簸簸。车上挤满了没有笑容、面有菜色的男女老少。透过车窗，我看到的是同样的面孔。肉铺子是空荡荡的，糕点店的橱窗里只摆着瓶装的汽水。我当年离开后竣工的那些高楼大厦，多姿多彩，将整个城市的阴沉面貌衬托得更加突出。这个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弥漫着一种全城举丧的气氛，沉浸在一种神秘的灾难之中。
到了西直门，又挤上一辆开往颐和园的公车。一路上，我想到那些上司会打各种官腔来搪塞我，但是我决心“死马当作活马医”，也想起另一句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要赤手空拳去闯虎穴了。路上花了两三个小时，终于到了西苑站下车。周围那些熟悉的景物勾起了或喜或悲的回忆，但是我心事重重，顾不上沉浸在回忆之中。我本来希望，在走到学校门口那段短短的路上，不要碰到熟人。偏偏我运气不好，遇上了一个又一个以前的同事。一共有三个英语系老师，在宁坤挨整之前 ，他们都是经常和他杯酒言欢的。现在对面走过来，连个招呼也不打。
我走进副校长办公室时，他的女秘书差一点儿惊跳起来。我隐约记起在给我“送行”的那次批判会上，她说的那些恶毒话。现在，我站在她跟前，告诉她我从合肥赶来，有最紧急的事要见校领导。她冷冰冰地说 ：“于校长忙得很。你和我们已经没有组织关系。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 ......”我瞪着她的眼睛，毫不迟疑地说：“巫宁坤快死了。我必须马上见副校长。”
几分钟后，我被领进副校长室。他从一本打开的《毛选》上抬起眼睛，伸手指了指一把椅子。
“李怡楷同志，你好吗？”他以往常那种毫无表情的官腔招呼我。“看见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我们总是很高兴的。你在合肥工作，是不是？你来北京有什么事啊？”
“于校长，我爱人在清河农场病得非常厉害。他快死了。”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来请求您帮助。”
“他真的病得厉害？” 他漫不经心地说。
“是的，确实非常严重。他长期捱饿，得了恶性浮肿，有死亡危险。”
“这倒确实是个问题。可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帮得上忙。你很清楚，他被定为极右之后就从我们学校开除了。他已经和我们没有组织关系。你也一样。你必须相信农场党的领导，相信党的正确政策。现在所有的革命同志都在鼓足干劲大跃进，你必须马上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要是你乐意，你可以请安徽大学的党领导给你指示。可是，大跃进时期，在首都转悠，那是要不得的，何况你还是右派家属。”
他还想给我来个下马威！但是我不吃这一套啦，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于校长，我十分清楚我们两人都和学校没有组织关系了。所以离开之后，我从来没有麻烦过您。现在他生命垂危，只有送他去劳教的单位才能救他一命，才能要求农场马上释放他。”
“听说他病了我也感到遗憾。我也能理解你此时的心情。我希望情况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我确信，农场一定会按照党的正确政策给予他一切必要的照顾。你必须相信党和党的政策。你应该马上回去工作。我校实在无能为力，因为巫宁坤已经不是本校的教授了。”
“确实不是了。可是他在这儿工作过两年，您还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扬过他 ......”
“我必须纠正你。当时不知道他会堕落成为一个右派分子，我才说过他是个优秀教师的。他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我们将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示宽大。我们送他去了农场，给他一个通过体力劳动改造自己的机会。只要他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做人，他最终就能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他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是个专家，他年纪还轻。他只有四十岁，对吧？要是他彻底改造好了，他还能为人民服务，立功赎罪。所以，当务之急不是为他的健康操心，而是帮助 他如何改造自己。”
我忍不下去了。“我感谢您对巫宁坤的关心，于校长。但事实是他快饿死了。我个人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不让他死去，使他才有可能改造自己。两天前我见过他，他已人命危浅了。他就亲手埋葬过一个同炕的右派。要是您拒绝采取行动去救他的命，你们给予他的宽大处理就会无异于判他死刑。巫宁坤有死罪吗？”
“你怎么能这样说？”他略微提高了嗓子。“我们送他去农场改造时并不知道会发生饥荒。”
“当然不知道。”我豁出去了。“他满腔热情，放弃国外的事业，回来为新中国服务，当时他也不知道今天会在狱中奄奄待毙。当初，您和其他领导同志一次又一次来我们家，鼓励他对党和党的政策提出直率的批评，他也不知道后来会打成右派 ……”
“谁教他说错了话。”他打断了我。“我们欢迎建设性的批评。”“他太傻，他不知道说什么话才符合要求。他已经为自己的愚蠢错误受到严惩，但是，他该在劳改农场悲惨地死去吗？我们的两个小家伙肯定是无辜的。您可能记得，一丁才五岁，一毛至今还没见过爸爸。他们这么小就该成为孤儿吗？”
“由于天灾和苏修背信弃义，我们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困难。任何人都无权抱怨。人人都必须全心全意支持党的国内外政策。”
“当然必须支持。”我附和说。我看得出他正在找遁词。我已经身在虎穴，只有孤注一掷了。也许他只是一只纸老虎。我继续说下去：“我们还必须帮助党和政府减轻供养这么多犯人的负担，想方设法让一些像我爱人那样的人犯获释。他生命垂危，而且本来就没审没判。我恳求您立即采取行动，以免为时太晚。让一个教授饿死狱中，这对学校、对政府 ，有什么光彩？在能够救他的时候见死不救，这对学校有什么好处？我对您的全部请求只不过是给他一个活命的机会，使他将来有可能为人民和党服务。要是您愿意，您不妨在他痊愈之后再将他送回农场劳改。我小时候常听妈妈说：‘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我希望这与革命人道主义并不矛盾。我恳求您立即采取行动，不然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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