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歇“大礼拜”，难友们有的蒙头大睡，有的玩扑克，小邓和我往往带上他那几本又破又黑的宝书，到小兴凯湖畔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朗读一些我们最喜爱的章节。小邓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所以总是我选他读。我们俩都偏爱那些有“水气” 的段落，比如：
贵生在溪沟边磨他那把柄镰刀，锋口磨得亮锃锃的。手试一试刀锋后，又向水里砍了几下，秋天来溪水清个透亮，活活地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浅水里游荡，有时又弓着身子一弹，远远地弹去，好像很快乐。贵生看到这个也很快乐。
兴凯湖的水在秋天也清个透亮，并没因为用作劳改农场而减色，我们在湖边磨刀干活，有时几乎也跟贵生一样快乐了。我们百读不厌的一段是：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点人生...... 山头一抹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拉船人和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
我终于明白了他那朴实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动人。此时此刻，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使两个家山万里的囚徒时而乐而忘忧，时而 “作横海扬帆的美梦”，时而也免不了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我们从他那 “涓涓细流”的声音获得了存活的力量，那个声音“柔弱中有强韧”，是千军万马也无法扼杀的。
可是，绝大多数难友从来是和杜甫、哈姆雷特、沈从文不搭界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弱班一个不识字的老人在夕阳中坐在监房外面的地上发呆，手里拿着一张小相片。我走到他跟前，看了一眼相片，随口说：“多可爱的小男孩！你的孙子？”他眼睛一亮，笑着说：“我的小孙子，我在家时总偎在我怀里。我还能再见到他吗，你说？”他的声音是含泪的。要是我能告诉他就好了。我也想知道我是否能见到我自己的儿子。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怡楷和一丁、一毛的近照，递给他看。“多好的一家人！”他羡慕地说。“你一定想他们。你是右派？"我点了点头。他“唉”了一声。很久以后，我听李大夫说他是八分场最早饿死的难友之一。
另一个不识字的难友是“二进宫”的小陈。六年前他在广东老家持刀杀伤了他老婆的奸夫，被押送到宁夏劳改农场服五年徒刑，刑满后留场就业。他请假回家探亲，假满后北上回场，在北京换火车。这时候，他才发现身上剩下的钱不够买车票。于是，他决定在车站的长凳上睡一夜，等天亮后帮旅客扛行李挣点钱。不料天还没亮，他就被一名巡逻的民警捉将官里去，作为劳改农场的逃犯关进劳动教养所，又押送到北大荒！
小陈，三十多岁了，还是想不通，他在上级批准的探亲假到期后返回农场的途中，怎么会被作为逃犯抓了起来。他常来找我，用他那咭倔抝牙的广东官话翻来复去讲他的故事，然后，又激动又有点口吃，要求我解释：“你是大学教授。你一定能够给我讲清楚的。我求你。”听上去像对我责备，让我感到惭愧。或许他过分单纯，不懂得社会主义法制的天罗地网是怎样运行的。过一段时间，他就来找我给他老婆写封信，责怪她是他一切不幸的祸根。为了报答我，他会把几块豆饼做的饼干塞进我口袋里。他是养猪的，这是他用来喂猪的饲料。晚间我坐在炕上，喀嚓喀嚓嚼着猪食，津津有味，引得左右的炕友们羡慕 。
去爱“山头一抹午后淡淡的阳光”，去爱这湖上的小船只和“老就”，这都不难，但要去爱阳光下的“一切”，却并不那么容易。那些肯定对我们并无爱心的公安干警怎么样？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至少李队长与众不同。一共有一名中队长和三名小队长负责管教全中队二百多名劳教人员，其中以李的级别为最低。他是本地的复员军人，皮肤黝黑，身材短小。他一口农民的语言，没有一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话。他在战争中打瞎了一只眼，但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一场战争，因为他从来不吹嘘自己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他没什么文化，但从不掩盖这个缺陷。每看到墙上贴的招贴上有他不认识的字，他就像一个好学的学童一样要我给他讲解。另一方面，看见我用起铁锹来笨手笨脚，他就抢过去，教给我怎样又快又容易地挖土甩土。“我一辈子干这个的，没名堂；你从来没干过，一辈子读书写字，那才叫难！”
李队长和劳教人员在一起时，从来不摆队长架子，跟大伙儿有说有笑，仿佛是和同志们在一起。有一天雪太大，我们没出工，李队长值日来检查监房 。
“好大的雪，李队长！这儿常下这么大的雪吗？” 我问他。
“你以为这场雪好大，巫宁坤？你没看见两年前我女人生头胎孩子那 天那场雪。我家屋顶上的雪三尺深，大门被积雪堵死了。屋子里零下十八度！她偏偏就在那会儿生！我好不容易才用家里的一点乾草给她烧了一壶开水。我总算攒了六个鸡子儿给她做月子，多一个也没有。我说，那才叫一场大雪！”
“不过这雪够大的，要让我脚上生冻疮啦，李队长，” 我说。
李队长有现成的答案。 “瞎扯！在你鞋子里塞进些乌拉草，脚就暖和了。这个地区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你没听说吗？ ”
他一面说，一面脱下一只棉鞋，放在炕上。随即抓住我一只手，捅进他鞋里，问我有啥感觉。我说：“好暖和！”他很高兴，又把一只光脚放在炕上。 “摸摸我的脚。你瞧瞧乌拉草把它保得多暖和！”
“确实真暖和！”我一只手摸着他的脚。 “可是我不会做乌拉草鞋垫子。”
他很麻利地从鞋子里抽出一只鞋垫递给我。“你瞧瞧这鞋垫多柔和。你只要拿一个硬东西，好比说一块砖，在上面捶捶捣捣，直到捶得像丝一样软。它保你的脚一冬天暖和，不用穿袜子。反正我也买不起袜子。”他哈哈一笑。我按他说的去做，果真一冬没生冻疮。
李队长几乎啥也买不起。他的工资不够他一家三口吃饭穿衣的，他年青的妻子、同村的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不得不给教养人员拆洗被子，挣点钱贴补家用。分场没有别的工作可干，因为所有的体力活儿都由教养人员去做。我们在歇“大礼拜”时洗衣服，但是我们的棉被自己没法拆洗。这正是李队长的妻子可以帮忙干的。我第一次请她帮忙还有些迟疑。一个冬天的早晨，中队正整队准备出工，我走到李队长跟前吞吞吐吐地说：“李队长，我的被子该洗了，不知......"没等我说完，他点点头，挥手让我入列。晚上回到监房，我发现被子有干净的香味，叠得整整齐齐。代价是八毛钱，并不多，但是我刚到时一天劳动只挣三毛钱，最后才涨到八毛钱。生意好时，她一天可拆洗两三条被，但有时根本没有生意。
尽管生活艰苦，李队长总是高高兴兴的，而且有一种天然的尊严。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可是话传开了，说是其他几名队长认为他在教养人员面前有失队长的身份。他对其他队长的非议似乎懵然无知。
早春，开始化冻，有一天，葛队长派我们一班人到附近山上的树林里去把一些原木运回来。山路迂回曲折，背着原木下山十分困难，我们奉命把原木推进小溪，人在水里扶着原木顺流而下。溪水冰凉，等我们把原木运到分场，我们一个个都冻得浑身发抖。李队长一眼看到我们这副惨相，立即下令让大家上炕钻被窝暖暖身子。他自己跑到伙房，叫老王给我们烧红糖生姜水。他还没回来，葛中队长驾到。他身高六尺，一副军人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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