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

一滴泪

来源:未知 阅读: 2020-07-04 00:35 我要评论



无限期的劳动教养会造成难堪的悬虑不安,他说得很对,而那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对付它的受害者的神经战中一件残酷不仁的武器。不过关于他本人的命运他却说错了,因为他还没期满就旧病复发,又判了五年,继续改造思想。

我很慢才认识到,大肆标榜的思想改造无非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在劳改营里,委婉的面纱被撕掉,思想改造等同于残酷的强迫劳动和赤裸裸的胁迫和恐吓。绝对服从是最根本的信条,对劳教分子和犯人都一样,包括  “老就” 在内。

分场有一名统计员,年青英俊,不知为了什么“反革命罪”服刑五年后留场就业,就是一个彻底思想改造的典型。作为过去的犯人,他一向对队长们毕恭毕敬,一向一丝不苟地执行上级指示,一向把统计报表搞得准确无误,整整齐齐。他从来不大声说话,从来不多话。显然还没成家,他从来不谈他的私生活。我多么想知道,在那五年里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把他变成了这样一名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的活标本。他不可能被改造好,因为从来不存在改造人的意图,他只不过是接受了教训,学乖了。若是当局真地相信过把罪犯改造成“新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允许这些新人回到社会上,回到家人身边和原来的工作岗位,而相反地强迫他们继续留在劳改营当奴工?一次犯罪,终身罪犯!

在大跃进进入高潮后,我们被带到总场去参观一个兴凯湖农场长远规划的展览,接受教育。除了大量的图表和宣传画,还有一个未来城市的大型模型。讲解员是九分场的一名青年女犯,她用手中的短棒指着一个角上一群微小的建筑物,滚瓜烂熟地说道:“那就是未来的兴凯湖大学的校址。大学有各种专业,包括农业、捕鱼、造纸、炼糖、以及其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用的技艺。”停顿了一下,她又说:“你们八分场不是有一名教授吗?那是他理想的去处。”我听了毛骨悚然。幸好那大学从来没超过模型阶段。

不断听到小道消息,传说一些教养人员神经失常了,因为受不了无限教养期和永远留场的前景的压力。也有已经自杀的。我也会屈服于这种难堪的压力吗?不,决不,我应许自己,我决不会像我母亲那样用自己的手残害自己的生命,我必须保持我的神智健全,坚守我对生活的信念,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



在没有思想改造的情况下,在休息日,或是被滂沱大雨或大雪暴困在监房的时候,我就钻进带来的两小本诗作的天地中去吸取精神营养。

《哈姆雷特》是我百读不厌的莎剧。可是,在一座中国劳改营里读来,丹麦王子的悲剧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意蕴。当年我手不释卷的那些学院式的分析研究和评论,现在都显得遥远而毫不相干了。哈姆雷特的呐喊“丹麦是一座监狱!”在这片荒原里回荡。艾尔西诺城堡阴森森地浮现在眼前,好像一个残暴的专制国家的暗喻。哈姆雷特亡父的鬼魂发出雷鸣般的怒吼,有无产阶级专政下千千万万冤魂的合唱大军伴唱。罗森克兰玆和纪尔登斯丹会感到如鱼得水,若是他们有幸来到一个现代的伪君子和告密者的王国。哈姆雷特的丧失固然惨重:父亲、母亲、天使般的情人、一个王国、还有他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一切都由于一个弑君篡位的恶魔的阴谋诡计。但是,无论剧情如何离奇曲折,动魄惊心,它不过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哈姆雷特灵魂受难的悲剧。他的苦难是由丹麦王国的现实问题触发的,但是他在感情上、道德上、人生哲学上苦痛不堪的受难,却声震寰宇,使他那些伟大的独白洋溢着令人低徊不已的节奏。休息日,有时在湖边上独自朗诵这些独白,我感到他灵魂深处这种撕心裂肺的受难正是这部悲剧的灵魂。而他承受灵魂深处受难的力量给予这位高贵的丹麦人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一个无愧于受难的悲剧英雄。默想他的生与死,我心里会想:“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如同艾略特的名篇《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主人公所说的。我倒常感到好像哈姆雷特所鄙视的一个“在天地之间乱爬”的家伙。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诗圣”杜甫的诗篇本来并不是我最喜爱的古诗经典。但是,在劳改营里读来,从那些杰作中听到的是“万方多难”的时代民族良心的声音。这位“乾坤一腐儒”,半生颠沛流离,偏偏还要“穷年忧黎元”,荷负天下众生的苦难,把数十年家国之痛化为彪炳日月的诗篇。对遭逢不幸的友人,杜甫也是一往情深,生死不渝。李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流放夜郎,杜甫当时流寓秦州,不但不懂得 “划清界限”,反而魂牵梦绕 ,写一首又一首的诗为  “斯人独憔悴”鸣冤叫屈。反观今世,反右一声令下,文艺界 “ 冠盖满京华” (手头这本杜诗的编选者也在其中),人人上阵,口诛笔伐,落井下石惟恐不及。哪里会有老杜这样的“腐儒”发出这样的怪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他晚年漂泊湘、鄂一带,“老病有孤舟”,途中以腐肉充饥,竟死于病毒性痢疾。一个不识时务的书生如我者,有幸来到北大荒广阔天地,有万千难友为伍,有社会主义的劳改定量果腹,还有杜诗一卷可读,夫复何求!深夜扪心,我真感到愧对千古一诗圣!

解除教养既然遥遥无期,日子一久也就安之若素。除了有两位诗圣作患难之交,难友中也有声气相求的。有一天,我还在导流堤上抬土的时候,给我的筐装土的小伙子用磨得锋快的铁锹把我的右膝盖割破了。我赶紧去找带着急救箱坐在树下的教养分子大夫。他一面包扎我的伤口,一面问我怎么会来到这儿的。我告诉他我被打成极右。他又问我原来在哪儿工作,我踌躇了一会就答道:“我在燕京大学教过 ”。

“燕京!咱们的世界太小了!我进协和医学院以前在燕京读的医予。您教什么?”

“1951年我刚从美国回来,在西语系教英语四年级。”

“教授,向您致敬。要是在学校,我还不一定见得着您哩。李天生不 是在您班上吗?我的好朋友。”

 “对啊。他在南开和党办的学院给我当过助教。他也被打成极右,早就送到清河农场劳教了。”

患难之交,无话不谈。李大夫的罪名是在医院批斗会上怒骂一个胡说八道的积极分子,被划为“右派流氓”。他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后,妻子和他离婚。一个人孤零零住在医务室的小屋子里,若不是继续专心搞医学科研,他是会被逼疯的。全国最好的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他现在钻研各种集中营疾病,并找到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治疗方法。他把病例报告连同切片寄给他过去的老师,但是从无回音。后来,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他利用新找到的方法挽救了八分场许多难友的生命。

另一个右派难友是小邓,北师大毕业生。他曾受教于沈从文老师,而且囚囊中还带有几本他的小说,我真是喜出望外。从此,在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修筑导流堤工程中,在摄氏零下40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邓边干活边谈论沈老师的作品,《边城》啦、《从文自传》啦、《湘行散记》啦,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有时竟然忘掉了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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