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泪_美华在线

“对不起，”喧哗过后我平静地说。 “周总理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他每隔一周来讲一次国际形势。他身穿军服，挂的是中将领章。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

“你住嘴！”主持会议的党员打断了我的话。 “没人要你讲这些废话。你放老实点儿。这不是你讲课的地方。你在这儿是要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越快越好。下午来必须端正态度，交代问题。走吧！”

我走回家去。路很近，但走着觉得很远。心里想的祗是，妻子怀孕，老母有糖尿病，她们受得了吗？推开家门，我有气无力地在椅子上坐下，哑口无言。
“怎么啦？”怡楷和母亲同时紧张地问道。

“没甚么。又搞到我头上了。”我嗄哑地咕哝道。

“给他倒杯茶，怡楷。”母亲的声音发抖。

怡楷还没来得及走，四个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门而入。他们声势汹汹，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男的我没见过，女的是中文系助教。两个男的教我站起来，上上下下搜身。女的先给怡楷搜身，又搜了我母亲。我感到莫名其妙，满腔怒火。他们随即搜查起我的家，翻箱倒柜，东西扔得满地。后来一个男的问我： “你有手枪和别的武器吗？” “没有，甚么也没有，祗有一枝笔，”我脱口而出答道，脑子里突然冒出拿破仑说的笔比剑厉害的话。

另一个男的又追问：“你的发报机在哪儿？藏在哪儿？” 嘿，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心里想，难道他们居然怀疑我是暗藏的特务？“我连收音机也没有，买不起，很抱歉。” 他们没找到任何特务活动的物证，显然感到失望，临走就把我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等带走了。不速之客走后，我先看看满地狼藉的衣物，再抬头看看怡楷。“要是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抄走就更好了，”我说， “免得你收拾了。他们想抄家尽管来，可是他们有甚么权利对你和母亲搜身？简直荒谬绝伦！”

“你说的是甚么权利？你真是书生气十足，教授先生。你不是生活在美国，而是在共产党的中国。”怡楷笑着说，把手伸了过来。“但愿你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我知道她的心情一定很沉重，特别因为几个月后她就要生我俩的头一个孩子了。我怎能教她安心呢，眼下我都不能保护她不受粗暴公安人员的侮辱？我为甚么那么不识时务，说话没遮拦呢？除了侮辱与伤害，我得到了甚么？我不懂谨小慎微，悔之晚矣。我也感到害怕。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十分赞赏的林肯总统的名言：“该抗议的时候却保持沉默，这种罪过使人成为懦夫。”怡楷打断了我的思绪，让我吃点儿东西，而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我该去开会接受审问、批斗了。

在去会议室的路上，遇见历史系的谢教授。他是个五十来岁，胖呼呼的小老头子，平日见人笑咪咪的，人称 “欢喜佛”。我冲他淡淡地一笑，他却扭过头去，加快了步子。我走进会场时，包围圈快坐满了。我坐到圈子中央，主持会议的党员立即宣布开会。

“巫宁坤在上午会议上的表现是极其恶劣的，”他声色俱厉地说。“他毫无悔过的表示，他没有坦白交代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罪行，反而向认真帮助他反省的革命同志猖狂反扑。我警告你，巫宁坤，你已经陷入革命群众的重围，看看你在会场的位置就明白了。你唯一的出路是向人民投降。我们党和政府对待犯罪分子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必须由巫宁坤本人决定，不要坐失时机。现在，请革命同志们继续揭发批判巫宁坤的反革命罪行。”

第一个举手发言的是谢教授。他怒气冲冲，脸红脖子粗，一点也不像欢喜佛，倒像横眉怒目的金刚。“巫宁坤，你今天上午的表现是极其恶劣的，令人无法容忍。你没有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你的罪行，反而胆敢取笑革命同志。这是猖狂的抗拒运动，进一步向党进攻。我告诉你，你是这次运动的头号靶子，南开的头号反革命分子。你那些众所周知的罪行，你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反革命言论，足以给你定罪。我们伟大的党，为了挽救每一个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悔罪自新的机会。刚才我看见你晃晃悠悠从家里走过来，没有一丝一毫悔罪的神情。而且，你竟然还满面笑容，”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儿，“你还有羞耻心没有？我问你，你刚才在路上为什么对我笑？可能你希望我同情你？也许你要我在这儿保持沉默？没门儿！你和我一起喝过茶，谈论过历史问题。但那是在我认识你的真面目以前。现在我和你划清界限，我也要求所有革命同志都这样做。”

主持会议的党员表扬了谢教授的发言，其他“革命同志”相继效尤，有大声谩骂的，有声色俱厉警告的，集中抨击我态度恶劣。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莎士比亚的名句：“这是篇荒唐的故事，是白痴讲的，充满了喧嚣和狂乱，没有一点儿意义。”下午散会以前，主席宣布：“巫宁坤对运动和革命群众抱敌对态度，明天上午要交一份书面检讨。巫宁坤不得和校内外任何人联系，不得在家中接待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开校园。违反上述规定罪上加罪。你听着，巫宁坤，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不过时间是有限的。”

吵吵闹闹的大会一连开了几天。每天翻来覆去告诫我要尽快 “坦白”、“投降”，要不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不客气了，我的前途和家庭都会泡汤。我看出这全是心理战（虽然心理学已被宣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可是我的凡躯肉体毕竟是软弱的。我但愿我有甚么罪可坦白，不用再听这些让人心烦意乱的叫嚣和威胁。我绞尽脑汁想发掘甚么我无意中犯下的罪，或者我对自己也隐瞒的罪。但我一无所得，我的脑袋却日夜疼痛。

一天早晨，我正要从家里出门去参加批斗会，忽然听见门外人声嘈杂。我打开门，看到几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人穿过聚集在小路上的人群，进入斜对面一位俄语讲师家中。逮捕人吗？我纳闷儿。这不是我探闲事的时候，我就去开会了。一到我每天受折磨的现场，我发现那些批斗我的人都在兴奋地交谈，显然出了甚么事儿。不久我就听出果然出事儿了。原来当天清早有人在图书馆前的小池塘里发现英语老教授颜先生的尸体。运动开始后他也受到审查，但他拒不回答问题。他留下了一大家老小。主持会议的党员一到，就宣布当天会议由革命同志进行讨论，让我回家写交代。

我回到家，看见老母一脸惊恐的神情。她先说怡楷给运动办公室叫去了。接着她小声说，对门俄语讲师的太太和一个在她家寄宿的男人，双双上吊死了。“为什么？”我问。她小声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打听。人家说，跟运动有关系。啊呀，我吓死了。你怎样？”我怎么说呢？老人家一辈子受苦受难，我能给她甚么安慰呢？我祗好假装不在乎。“他们在审查我的历史。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母亲显然并不放心，说道：“我当然希望如此，可是别人家并没被搜查。”我还来不及回答，怡楷就回来了。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