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中国开始学习西方，试图从西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寻找文明的密码。
一代代的中国人，被法国大革命的波澜壮阔所感染，学习伏尔泰和卢梭的自由进步思想；被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复兴和后来居上所鼓舞，学习俾斯麦和伊滕博文的民族复兴观念。然而，学了一百多年，却始终走不出迷惘和苦难。
冯克利老师曾感慨地说，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时，看到的都是西方国家一次次走弯路的历史，学到的都是让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思想：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这两种观念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都受这两种观念的支配。
奇怪的是，在每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都对世界近代史上最成功的文明典范——英美的保守主义文明视而不见。更为吊诡的是，在这场学习西方的浪潮中，一个最重要的大思想家——阿克顿勋爵——却缺席了。
阿克顿勋爵给世人留下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名言，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他浩瀚无边的思想海洋中一朵小小浪花而已。
他是哈耶克一生最崇拜的自由先驱，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博学的人”，是十九世纪后期大师级的思想者。而且，他正好生活在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代，并且深刻而入骨地批判了那个思想扭曲、信仰迷失的时代，指出中国的“三位老师”身上的种种谬误，为文明敲响了警钟，并被后来的历史一次次应验。
哈耶克一再提醒，世界不应忘记阿克顿勋爵
一个瞎子都不会忽视的人，却被整个世界忽视了。于是，在对西方的学习中，我们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自由秩序及其传统，距离真正的文明越来越远。所谓南辕北辙，方向错了，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
▎被国人错误追捧的“自由”观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受激进思想的鼓舞，欧洲进入了历史研究和哲学观念的多产时期，各种雄辩而充满感染力的观念蓬勃而出，一度被视为思想的黄金时代。
1895年6月，阿克顿勋爵受邀担任剑桥大学教授，在就职演讲中，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横行西方世界的思想谬误，批判了那些带来动荡和灾难的“自由”观：
世界把宗教自由归功于荷兰革命，把立宪政体归功于英国革命，把联邦共和归功于美国革命，把人类的自由和平等归功于法国大革命。
这些对“自由”的解释，是十九世纪思想家们沉迷的“革命叙事”，它揭示了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人类社会的自由与进步是在革命中突然出现的——只需要设计好社会蓝图，就可以通过革命凭空创造一个新世界。旧世界的传统变成了革命的敌人，可以在正义的目的下被打倒，即使采用非法的手段也再所不惜。
于是，革命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革命、屠杀和战争一次次重演，却被刚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追捧，在东方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悲剧。
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阿克顿勋爵对这些错误的“自由”观深恶痛绝，他评价道：“革命者的凯旋，使得历史学家没有立足之地“，他不无讥讽地说，“尽管他们也被称为自由主义，可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没有自由。”对“自由”观念的这一大堆不同解释引起的冲突，在阿克顿看来仅次于宗教神学。
其实，阿克顿从来不反对改革和进步，只是在他看来，革命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它使得一种明智而公正的改革成为彻底不可能的事。
阿克顿告诫读者，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西方人经历的所有光荣和苦难，都源于其传统，只不过在历史上一次次地以不同的面目重演。而一切改革，必须基于社会的自由传统，只有追根溯源，改革才不会陷入疯狂和迷失。而中国要学习西方，也应该从自由传统的真正根基开始。
“五月花号”象征着美国文明的自由和契约精神
▎自由，有着古老的传统
斯塔尔夫人是法国大革命时伟大的自由主义女作家，她的言论使拿破仑恐惧，后者称“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邪恶”。她给世界留下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自由是古老的，专制则是现代的。
阿克顿认为，证实这一名言的正确性，已经成为近代历史学家的荣耀。上溯西方的传统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中，还是在雅典的时代，都能发现自由社会的踪影。
——在以色列人的时代，由于上帝的律法寄托着超越性的信仰和传统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高于统治者的地位。在后来的基督教社会中，建立起自立和自治两大基本原则，基督徒的信仰自由、良心自由也逐渐扩展为世俗社会领域的个人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这也让以色列人得以摆脱东方民族的专制习俗。
——在雅典城邦的时代，商业的习俗带来了文明的思想，梭伦和伯里克利先后推进了渐进、平静而不流血的改革，于是，一种颠覆了人间权力的观念出现了：权力应该均衡分配，每一个公民都有发言权，有权讨论、决定和罢免统治者。于是，依靠公民同意的统治，战胜了依靠权力强迫的统治。
然而，阿克顿无情地指出，自由在每个时代的进步，都面临着几大威胁，源头是人性中的恶：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平均的怨恨，无知者和迷信者对乌托邦的向往，缺乏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然而更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在历史中没有学到任何好的东西，所以，历史的悲剧一次又一次重演……而中国至今还未走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循环。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阿克顿认为，自由与宗教一样，一直既是善行的动力，又是罪恶常见的借口。在人类经历的有些年代，自由的历史简直就是不自由的历史，人们对其他目标的追求常常转移、乃至窒息对自由的追求。
宗教的自由传统受到了挑战，基督曾警告“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早期的基督教国家，由于未能阻止国家权力的成长，被权力逐渐侵蚀。神授的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发生了冲突，并以灾难性的方式结尾：
耶路撒冷在战火中沦亡，恺撒们开始以上帝之名行事，终结了政教分离的早期基督教时代。当分权不再时，对少数群体的不宽容侵犯了自立精神，权力侵蚀了民众自治原则。发展到最后，就是中世纪的猎巫运动。
刺死马拉的科黛
而近代史上的诸多革命，归根结底，不过是猎巫运动一次又一次的重演。在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再次成为民众的信仰，然而当这种信仰缺乏法律的制约，又离开了宗教对人性之恶的警惕和自律时，自由就变成了彻底的人性放纵。巴黎成为了猎巫的场所，成千上万无辜者在民众的狂欢中被送上断头台。
随后，迷信与权力合二为一，变成了新的怪物。在大革命的结尾，群众在街头高呼的不是“自由！自由！”，而是鲜血与炮火中的“皇帝万岁”，在拿破仑的带领下发起新的十字军东征，走入五百万人的坟墓。
▎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迷雾
希腊的文明传统也遇到了挑战。如果说，雅典的公民信仰基于分权基础上的言论和选举自由，那么，斯巴达则信奉基于平均主义的暴力观念，公民要为国家而战，成为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去掠夺富庶的希腊城邦和作为奴隶的希洛人，将土地作为战利品向每个公民均等的分配。这就是斯巴达式的“平等人公社”，它包含了两张面孔：财产平等的观念和军国主义的暴力本能。
到了近代，“平等人公社”的第一张面孔变成了乌托邦主义的人间童话，第二张面孔则被德国和日本等民族主义政权视为强国之路。然而，这对孪生子形影相随，选择了前一个，就必然会迎来后一个，被历史上的乌托邦实验一次又一次血淋淋地证明。
大哲学家杜兰特在《世界文明史》中，将人类的历史，看作两种不同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的竞争：雅典代表的海洋商业文明，和斯巴达代表的大陆农业文明。它们的战场，从古代的希腊半岛，到近代的英德竞赛，再到现代的美苏冷战，一次又一次地重演，一直延续到今天。
▎留给自由人的思想遗产
阿克顿勋爵对当代的历史著作评价不高，他不无讽刺地告诫历史学家们：“你们穷尽一生精力收集的文献，仍不足以培养出真正的大师。”
真理总是孤独的，而谬误却容易大行其道，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乌托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潮迅速泛滥，被一个个后发国家所学习，从法国到德国，再到俄国和日本，最后再到中国。这些声音不管多么动听，最终的结果都只有一个——迫使个人意志从属集体意志，从而产生一种控制思想、消灭个人自由的巨大力量。
在阿克顿看来，自由传统的继承者只有英美。法国《人权宣言》“印出来不足一页”，“分量却超过所有的图书馆，强于拿破仑的全部军队”。
然而，它的最大问题却是严重缺乏历史意识。很少有人能把真实的历史逻辑讲清楚，就连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也无法幸免，他们要么眼光狭隘，只关心权贵精英和各国间的纵横捭阖；要么随波逐流，被社会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口号所裹挟。这让阿克顿深深地感到悲哀。
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阿克顿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写一部人类的自由史，却由于“过于博学”，总是难以下笔。他一生的著作寥寥无几，在晚年曾认为自己碌碌无为。
然而他仅存的手稿，却被后人奉为经典，被一次又一次地研究和挖掘，人们也被他极具穿透力的警句所震撼：
“财产，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础”
“宗教和政治中作为真理的思想，就是历史的力量”
“要从历史上升到哲学，把握永恒的问题，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
“真理有望大获全胜，但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逐步消灭谬误，它不承认任何危险的政治承诺”
…… ……
阿克顿师承德国大史学家兰克，他认为史学要以记述历史真相为本分，但也是一门事关信仰的学科，必须承载起高贵的精神使命。它既要借助信仰以辨明善恶，又要为信仰提供经验的佐证，以完成传递宗教和政治真理的职守。
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权力被关进了笼子
阿克顿是人类历史中为数不多的深谙英美文明的人，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预言家”，从他的思想深处，可以探索出人类自由传统的真正脉络。甚至在此后的一百年间，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思想高度。
哈耶克曾感慨，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能像阿克顿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也许，阿克顿勋爵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标准，以至于作为一个现世的人类灵魂根本无法完成目标——在这个苛刻的大思想家看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应该丢到火里烧掉，以免谬误流毒人世，而他希望给真正的自由人留下一部永恒的作品，能够被带进坟墓里。而这个愿望，一直到他晚年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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