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名的故事
我出生在胶东半岛上的一个古村，叫“宫格庄”，距离烟台市中心要有40公里上下（约25迈左右）。有趣的是，这个“格”不读“ge”，老家人读“Gong Ga Zhuang”。小时候只觉得名字好听，后来大一点识几个字了，又很为自己村名的“深奥”骄傲了一番：这可比那些张家庄，王家村有学问多了！再后来能读金庸武侠了，又天真地相信，肯定是皇宫中的某个格格不喜欢皇阿玛给钦定的驸马，一气之下与自己的相好双双私奔到我们这里建庄立业，遂取名宫格庄。多有趣，多浪漫！再后来听大人说，县志讲的清楚：元朝末年有宫姓家族迁移此处，建庄后称宫格庄。好梦虽被打破一半，失望之余却还剩些希望：我们村有姓周的，姓刘的，姓曲的，可就是没有姓宫的！
二．美丽的庄子
记忆中的宫格庄是个不大的庄子，从空中看应该是长方形的，一条东西大街贯穿全村。
村西有条南北向的河流叫“小清河”，北上直通大海。那可是我们一群孩子白天玩水捉鱼，晚上打着手电摸螃蟹的地方。河流不是太宽，有座小木桥通向邻村。河水不浅不深，总是清澈见底，游泳时总喜欢睁着眼睛伸手去抓成群的小鱼。河边沙滩很宽，细细的沙总是白里透黄，漫着水，遍地是一个个小眼儿，用手指一抠就是一个鲜活的小蛤蜊（老家人叫它Ga La）。用水一冲沙泥，用嘴一吸，那鲜美的蛤肉滋味至今记得。
小清河向东不远是一个荷花湾。每到夏天，满湖的荷花，想起来真可跟江南的荷花媲美。大大的荷叶是我们夏天采之避雨用的小雨伞。荷花总是大大的，粉粉的，小时候没想着去欣赏荷花的美丽，也不知道她们是“出淤泥而不染”，只知道花谢后会生出大大的莲子，那可是我们的美食，常常拨开莲子皮，生吃去了芯的莲子，微甜中带着丝丝苦味，也是生莲子一绝。秋后采藕更是每年的一件大事，记得总是打着赤脚，穿着短裤采藕，每每抱着一大抱上岸时，总是满腿被莲杆上的密密麻麻的小刺儿刺得血迹淋淋，还经常趴着几条贪婪的蚂蝗。但从不觉得痛，用水冲掉血迹，拽掉蚂蝗就又跳下去了。。。。。湖周围长满了蓑衣草的青蒲，是许多野鸭子的藏身之处。夏秋我们一群孩子经常钻进草丛寻找鸭蛋，每当寻到一个，大伙便兴高采烈地生火烧蛋，一人一口平分那天赐的野味。
靠村南是个不大的圆形小湖，四季有水，可从来没见过鱼。每当冬天便结成厚厚的冰，是我们小孩子们赖以“生存”的地方----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冰上玩。记得最清楚的是玩一种“打陀螺”的游戏（老家人叫打Duo Luo）。用木头刻成一个象漏斗似的上圆下尖的锥形陀螺，尖端钉上个象自行车轮子中的那种小钢珠，玩时用鞭子的细绳缠住陀螺圆形的上半部，然后用力向远处一甩，使其在地上不停地转，再用鞭子抽打使陀螺永不停下。虽然在任何地面都可以玩，但在冰上打陀螺可真是一绝，整天整天地玩都不觉得累。。。。。。
离冰湖不远是我们家的菜园，有几亩地大。中心一口大井，井边有棵合抱粗的大枣树，每到秋天，总是果实累累，送给所有邻居尝鲜。一棵杏树，一个桃树，都是铺天盖地，几树鲜果供全家及亲朋多月享用。
村中心有座很古老的庙，已记不清供奉的是哪方神仙，只记得高大阴暗，怪吓人的，很少进去玩。
村北离我家不远有座古井，是半个村子吃水之源。可是有一年人们突然不用它了。听说是附近一位男子跳井自杀，爱人想不开，紧跟着跳下。当人们看到两首尸体摆在井边，就再也不肯吃那口井的水了。
村东有一大排高房大院，红墙绿瓦，是户富人住的，我们只称他们为“大门里”，有点神秘兮兮的。
我们村一马平川，但周围十几里外都有山。小时候从村里远远往外看去，就像被一圈墙远远围住，总是偷偷想，那可能就该是天边了吧。
就是这样一座千年古村，寄存着我童年所有美好记忆的家园，我2000年回去时，已不复存在了。说是乡里要建水库，整个村子拆迁重建。二哥陪着我到庄子旧址走了许久，只是片片田地，行行果树，可再也见不着我那梦中的荷花湾，冻冰湖，大枣树。。。，只有村西的小清河还是那么清丽，那么缓缓地流向大海，可我却深深地感受到了她那份新添的孤独。。。。
三．童年的游戏
在美国每当见到孩子们死玩电子游戏，我总是有些不屑：这也叫游戏？！你们若能玩上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那才叫来劲呢！
六十年代的中国当然没有电视电脑电子游戏，但我们那些娃娃们的生活绝不单调，各种土游戏玩得浑天盖地。记得两种游戏特上瘾。一是前面提过的大陀螺。再就是“打Pai子”（至今不知道是哪个Pai字）。是一种用纸叠成大小不一，厚薄不同，一面光平，一面带折的纸叠物。玩时，对手的Pai子先放在地上，然后用自己的Pai子甩到对手的Pai子上，若能使其反转，对手的Pai子就归你所有。这个游戏方便简单，随时随地，家里屋外，炕上地下，大人小孩都可玩。记得我小时候对此游戏很有点“天份”，不管对手用的什么Pai子，我总有办法使它反转，有的必须甩击一角，有的必须全面上下甩击。把对手的Pai子赢光后，对手再用好吃的换回一部分继续玩。
四．文革一二事
文革开始时我刚上一年级。记得我们村的小学在村南。虽有三排瓦房，但由于孩子多老师少，不得不合班。在我们那个教室里，左手两排是一年级学生，右边两排则是六年级大哥哥姐姐们。有趣的是，同一位老师既教一年级又教六年级。由于我是一年级的学习委员，老师给一年级上完语文课后，让我领着孩子们继续读字，他再去教六年级的算术。现在想来，那么吵闹，两年级大小差别那么悬殊的学生，竟然能在不大的教室里共处一室，各上各的课，简直不可思议。
记得有一天，一下子全变了。我们两个班分开了，一年级有了自己的老师，是位细眉大眼，30开外的漂亮女老师。六年级也有了自己的老师，是为长相庄重，年约50的男先生。并且，学校里一下子多了十几位以前从未见过的老师和员工。偷偷问六年级的大哥才得知，原来文革开始了，我们村在外地教书任职的多位校长教导主任们（几位已被打了右派）通通被遣返原地，回我们村教书了。这下可好，我们村中小学几乎每个年级都有位校长级的老师，语文，算术，画画，历史，样样有好老师。直到后来我到外地读高中时才知道，我们村中小学的师资全乡第一。七七年文革后恢复高考，全公社50个村共有4人考上大学大专，居然全是我们村的。老人们直喊毛主席万岁，是他老人家将那么多校长教导主任送回宫格庄。。。。
传单是文革时期一大发明，红卫兵到处发传单。我们一群一二年级的孩子们对传单上的内容不感兴趣，却争抢传单，除了叠Pai子用之外，就是将传单折叠钉成笔记本写字用。记得我们一群8-9岁的一二年级学生学着大哥哥大姐姐的样子，打着一个自制的无字三角小红旗，浩浩荡荡地走上十几里路到乡里要传单，回来再分给其他没去的同学----当然，得用好吃的换取（那时我们的小吃是切成片的熟地瓜干）。说起用传单折叠钉成笔记本用，记得有一次，传单用完了，我居然把家中珍藏多年的一本发黄的线装古书给拆了，钉成笔记本，结果闯了大祸：父亲说我拆的是家传的一本资治通鉴----直到后来上了高中，我才知道那是本多么珍贵的书。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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