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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张宽 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年

来源:未知 阅读: 2020-05-30 01:19 我要评论



周翘楚
:那老师您刚才提到复旦的这个南京路,现在年代有一些了,我们也不太知道哪一条是南京路,您能具体说说吗?

张宽:南京路就是与邯郸路平行的林荫大道,老校园干道,两边种植了法国梧桐。对,就是现在面对光华楼的那条路,现在应该就叫“光华大道。”

周翘楚:老师,您在复旦上课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室友同学或者是老师,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张宽:我在复旦念了七年书,本科和硕士都在这里念的。我们是小班,十八位同学,有四位上海同学邀请我去家里做过客,分别是班长王卫新、团支书吴建平,后来转去哲学系的孙晓萌和家住浦东的陈梅。我们德文系当时有一位教文学课的袁智英老师现在已经从同济大学退休了。本科教我们精读、泛读课的是钱晶老师、彭道升老师、蒋敏华老师、米尚志老师、朱虹老师、马静珠老师、马庆发老师、夏正标老师、徐龙顺老师,他做过外文学院副院长,后面两位可能还在复旦。有一位口语老师我们叫她 Frau Wang (中文名字汪晓玲)是德裔犹太人,嫁给一位在奥地利留过学姓汪的上海医生,外籍教师有 Uta, Wolfgang 等。有几位现居德国,我们有一个复旦77级德语班的微信群,把一些老师也加进去了,所以现在我们都有联系。

这些老师给我们启蒙,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做学生的是很感激的。。钱晶老师、袁志英老师、汪晓玲老师都邀请我上家门拜访过,印象最深最亲近的是我做硕士生的导师董问樵老师,他已经去世了。我和我妻子卫文珂(那个时候还是同学)本科毕业后留在复旦念硕士研究生,每周一个下午去董老师家上三小时课,上课之后导师会让我们留下,师母正好做好晚饭请我们一起用餐,德文称呼导师是 Doktor Vater,就是这样一个关系,也是很贴切的称呼。

那时的师生关系很亲近的,毕业时导师确认我和卫文珂有了婚姻之约后,送给我们一个三百元人民币的红包贺礼,那时候这是很大一笔钱,差不多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半年的工资,使我们非常感动。到美国安顿下来后我们给董老师寄了封情深意长的信,还夹带了一张美元支票。

董问樵先生是四川仁寿县人,他哥哥董长安,三、四十年代是仁寿、自贡、威远那一带的政军掌门人,49年刘邓大军压境时“起义”。哥哥文化不高,所以将幼年的弟弟送到德国留学。董老师的中学、大学都是德国念的。他是1932年汉堡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与当年联邦德国的施密特总理是同学,文学是他的副科。1932年赴美游学,35年回国后做川大教授,重庆大学金融系主任兼四川银行经理,出版过“战时经济学”,1945年发起民主建国会,1950年到复旦教德国语言文学。他留德时,与廖承志、章文晋一起,由四川同乡谢唯进介绍加入共产国际纵队,回国后没有将这一点登记在档案上。谢是1950-1966年的空军工程部政委,1978年去世。

读研时与董老师去重庆开会,会后重庆市外办小车接他到当年陪都风景区蒋公馆、宋公馆附近寻访差不多荒废了的“董公馆”,我作陪,才知老先生曾经如此显赫。我建议老师找人修复“公馆”接待游客,老师一笑置之。董老师第一任太太是德国人,老师诙谐地跟我们说:“Ich habe eine deutche Frau gehabt, ”(我曾有个德国妻子)。因抗战期间,中德为敌国,生了两个孩子的德裔太太回德国了,董老师再娶了四川要人的女儿王伯英。王八十岁时有自传体小说“走向光明”,复旦历史系周谷城教授作序。我文中提到的师母是王伯英女士。董老师去世后师母给我们写有一封信寄到Stanford。

读研时董老师正翻译歌德的长篇诗剧“浮士德”,我和文珂跟他一起琢磨,现在也能背诵其中的部分章节。




硕士生的导师董问樵老师

本科期间中文系和外语系有些课是一起上的,比如翁义卿、夏仲翼、袁晚禾老师的欧洲文学史课,刘季高老师的中国古典文学课,后来我也去旁听中文系朱东润老师关于杜甫,王水照老师关于苏轼,哲学系严北冥老师关于道教、佛教的专题课和讲座。记得中文系严修老师讲《诗经》的“采采芣苡”那篇时,带到课堂一株车前草给大家展示,所以我现在在房子后院专门种了些车前草,在大学里用英文讲《诗经》时带给学生们看,还开玩笑嘱咐女同学小心不要触摸,因为车前草是 fertility herb。复旦期间我兴趣广泛跨系听课对我后来改行做比较文学有所帮助,从复旦硕士毕业后到北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进的不是外文所,而是“中国”文学研究所,就是这个转变。

周翘楚:老师,请问您刚才说,您到北京之后进了是什么地方的中国文学研究所?

张宽:我进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不是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复旦英文专业的杨烈教授是系里老师中公认的才子,1981年秋天复旦外文系研究生招考中国语言文学试卷是他出的,他亲自判卷,看我考分特别高,就希望我能够跟着他去做莎士比亚研究。

那时复旦外文系英文专业的索天章、杨岂深、杨烈几位老师有个计划,想把莎士比亚剧作译成元杂剧体,杨老师就跟董老师商量,董老师说不能因为有个考生中文考得好,就要调剂给你,我们做一个妥协吧,我同意我的学生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跟你学莎士比亚。所以英文专业莎士比亚的研究生课,我也在那边旁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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